【香港政治制度改革】- 維基百科

清理五毛系列:英國人不給香港人民主

在上周一香港電台《講東講西》,小弟故意提到楊慕琦計劃,呢個計劃不單係功能組別嘅發明基礎,而且仲係暴露咗中共拒絕給予香港民主嘅真正原因。

要篤爆老共,永遠都要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而《文匯報》轉載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一篇報導,就成為中共不給予香港民主嘅證據。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暫時不動香港」戰略出台始末

唔知《文匯報》係唔係有老一輩高手喺度倒緊屎,但呢篇正係老共走數嘅確鑒證據,請睇以下摘錄:

「在這個過程中,英國為了避免「剌激中國」,還主動擱置了已經設計完成的讓香港逐步走向「地方自治」的所謂「楊慕琦計劃」。「如果香港走向獨立式的自治,反而會刺激中國,提早收回。」「英國人搞外交富有現實主義精神,也頗為老練圓滑。……如果英國欲得到中國許諾,香港地位暫時不變,楊慕琦計劃反而變成絆腳石,英國的策略是通過外交渠道行事,而不是兵戎相見。」

點解英國要避免「刺激中國」被迫放棄楊慕琦計劃,若非中共向英國講明,英國怎會不得不放棄楊慕琦計劃,很明顯不是如土共教科書所講,當時中國政局混亂,不知有多少移民南來才放棄楊慕琦計劃(小弟也遭誤導),而是老共不想香港民主自治,才會令楊慕琦計劃難產。

因此,中共欠香港人民主自治的數,欠了六十年,不知老共什麼時候才會還?不想給香港民主不是英國,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人,醒吧!

http://martinoei.wordpress.com/2 ... %E6%B0%91%E4%B8%BB/
1990年3月28日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

各位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經過四年零八個月的工作,業已完成起草基本法的任務。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包括三個附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草案),連同為全國人大代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草案)》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關於設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建議》等文件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現在,我受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托就這部法律文件作如下說明。

根據《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於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決定》,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任命了起草委員。1985年7月1日,起草委員會正式成立並開始工作。在制定了工作規劃,確定了基本法結構之後,起草委員會設立了五個由內地和香港委員共同組成的專題小組,即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專題小組,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專題小組,政治體制專題小組,經濟專題小組,教育、科學、技術、文化、體育和宗教專題小組,負責具體起草工作。在各專題小組完成條文的初稿之後,成立了總體工作小組,從總體上對條文進行調整和修改。1988年4月,起草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用五個月的時間在香港和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有關部門廣泛徵求了意見,並在這個基礎上對草案徵求意見稿作了一百多處修改。1989年1月,起草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採取無記名投票方式,對準備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基本法(草案)以及附件和有關文件逐條逐件地進行了表決,除草案第十九條外,所有條文、附件和有關文件均以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多數贊成獲得通過。同年2月,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公佈基本法(草案)包括附件及其有關文件,在香港和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中央各部門,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有關專家,人民解放軍各總部中廣泛徵求意見。經過八個月的徵詢期,起草委員會各專題小組在研究了各方面的意見後,共提出了專題小組的修改提案二十四個,其中包括對第十九條的修正案。在今年2月舉行的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上,對這些提案採取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逐案進行了表決,均以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多數贊成獲得通過,並以此取代了原條文。至此,基本法(草案)包括附件及其有關文件的起草工作全部完成。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的徵集、評選工作,由起草委員五人以及內地和香港的專家六人共同組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評選委員會負責。在評委會對7147件應徵稿進行初選和複選後,起草委員會對入選的圖案進行了審議、評選,由於未能選出上報全國人大審議的圖案,又由評委會在應徵圖案的基礎上,集體修改出三套區旗、區徽圖案,經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表決,從中選出了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的區旗區徽圖案(草案),同時通過了基本法(草案)中關於區旗、區徽的第十條第二、三款。

四年多來,起草委員會先後舉行全體會議九次,主任委員會議二十五次,主任委員擴大會議兩次,總體工作小組會議三次,專題小組會議七十三次,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評選委員會也先後召開會議五次。

回顧四年多來的工作,應該說這部法律文件的起草是很民主,很開放的。在起草過程中,委員們和衷共濟,群策群力,每項條文的起草都是在經過了調查研究和充分討論後完成的,做到了既服從大多數人的意見,又尊重少數人的意見。每當召開各種會議,隨時向採訪會議的記者吹風,會後及時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通報情況。基本法起草工作是在全國,特別是在香港廣大同胞和各方面人士的密切關注和廣泛參與下完成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香港各界人士組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對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一直給予了積極有效的協助,他們在香港收集了大量有關基本法的意見和建議並及時向起草委員會作了反映。諮詢委員會的工作得到了起草委員會們的好評。

各位代表,提請本次大會審議的基本法(草案),包括序言,第一章總則,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四章政治體制,第五章經濟,第六章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和社會服務,第七章對外事務,第八章本法的解釋和修改,第九章附則,共有條文一百六十條。還有三個附件,即: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附件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一、關於起草基本法的指導方針“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我國政府為實現祖國統一提出的基本國策。按照這一基本國策,我國政府制定了對香港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主要是國家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設立特別行政區,直豁於中央人民政府,除國防、外交由中央負責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原有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並照顧英國和其他國家在香港的經濟利益。我國政府將上述方針政策載入了英國政府共同簽署的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並宣佈國家對香港的各項方針政策五十年不變,以基本法加以規定。“一國兩制”的構想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對香港的各項方針政策,是實現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同時保持香港的穩定繁榮的根本保證,是符合我國人民,特別是香港同胞的根本利益的。

我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的根本制度,但為了實現祖國的統一,在我國的個別地區可以實行另外一種社會制度,即資本主義制度。現在提交的基本法(草案)就是以憲法為依據,以“一國兩制”為指導方針,把國家對香港的各項方針、政策用基本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

(一)
二、關於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是基本法的主要內容之一,不僅在第二章,而且在第一、第七、第八章以及其他各章中均有涉及。

草案第十二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這條規定明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是草案規定特別行政區的職權範圍及其同中央的關係的基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中央人民政府直轄的地方行政區域,同時又是一個實行與內地不同的制度和政策、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因此,在基本法中既要規定體現國家統一和主權的內容,又要照顧到香港的特殊情況,賦予特別行政區高度的自治權。

草案所規定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中央人民政府行使的職權或負責管理的事務,都是體現國家主權所必不可少的。如特別行政區的國防和外交事務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少數有關國防、外交和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全國性法律要在特別行政區公佈或成立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宣佈戰爭狀態或因特別行政區發生其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除此以外,草案還規定,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這對於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維護香港的長期穩定和繁榮也是非常必要的。

草案所規定的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此外,經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還可以自行處理一些有關的對外事務。應該說,特別行政區所享有的自治權是十分廣泛的。

在行政管理權方面,草案在規定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自行處理香港的行政事務的同時,還具體規定了特別行政區在諸如財政經濟、工商貿易、交通運輸、土地和自然資源的開發和管理、教育科技、文化體育、社會治安、出入境管制等各個方面的自治權。如規定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財政收入不上繳中央,中央不在特別行政區徵稅;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港幣為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貨幣,其發行權屬於特別行政區政府。又如,規定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代表可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參加同香港有關的外交談判;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定和履行有關協議。

在立法權方面,草案規定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經行政長官簽署、公佈即生效,這些法律雖然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但備案並不影響生效。同時草案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只是在認為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時,才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法律一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回,立即失效。這樣規定,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既符合憲法的規定又充份考慮了香港實行高度自治的需要。

根據憲法規定,解釋法律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為了照顧香港的特殊情況,草案在規定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同時,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可自行解釋。這樣規定既保證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力,又有利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其自治權。草案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只是在特別行政區法院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終局判決時,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為準。這樣規定可使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的理解有所依循,不致由於不準確的理解而作出錯誤的判決。

草案規定特別行政區法院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作為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法院而享有終審權,這無疑是一種很特殊的例外,考慮到香港實行與內地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法律體系,這樣規定是必需的。香港現行的司法制度和原則一向對有關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草案保留了這一原則,而且規定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中遇到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的事實問題,應取得行政長官就此發出的證明文件,上述文件對法院有約束力。行政長官在發出證明文件前,須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證明書。這就妥善解決了有關國家行為的司法管轄問題,也保證了特別行政區法院正常行使其職能。

此外,為使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就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對附件三所列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律的增減以及基本法的解釋或修改等問題作出決定時,能充分反映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見,起草委員們建議,在基本法實施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應設立一個工作機構,這個機構由內地和香港人士共同組成,就上述問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供意見。為此起草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關於設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建議》。

三、關於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草案第三章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其他人享有的廣泛權利和自由,包括政治、人身、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等各個方面。草案關於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的規定,有以下兩個基本特點。

(一)草案對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賦予了多層次的保障。針對香港居民組成的特點,不僅規定了香港居民所一般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也規定了其中的永久性居民和中國公民的權利,還專門規定了香港居民以外的其他人依法享有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此外,在明文規定香港居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同時,還規定香港居民享有特別行政區法律保障的其他權利和自由。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在香港適用的情況,草案規定這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草案除仁設專章規定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外,還有其他有關章節中作了一些規定。通過這幾個層次的規定,廣泛和全面地保障了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

(二)草案所規定的香港居民的權利、自由和義務,是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的,如保護私有財產權、遷徙和出入境的自由、自願生育的權利和對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具體規定等等。草案還明確規定,有關保障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均以基本法為依據。


(二)
四、關於政治體制

第四章政治體制主要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立法以及司法機關的組成、職權和相互關係,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和立法會成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及公務人員的資格、職權及有關政策,還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等等。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要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要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以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的。為此,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根據這一原則,本章以及附件一、附件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有以下一些主要規定:

(一)關於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關係。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既互相配合;為了保持香港的穩定和行政效率,行政長官應有實權,但同時也要受到制約。草案規定,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行政長官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法案並公佈法律,簽署財政預算案;行政長官如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可將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如行政長官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經協調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草案又規定,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向立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制定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有關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需經立法會批准;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必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同時又規定,如立法會以不少於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再次通過被行政長官發回的法案,行政長官必須在一個月內簽署公佈,除非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如被解散後重選的立法會仍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有爭議的原法案或繼續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行政長官必須辭職;如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立法會通過一定程序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上述這些規定體現了行政和立法之間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關係。

(二)關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草案規定,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到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的目標。據此,附件一對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作了具體規定,在1997年至 2007年的十年內由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此後如要改變選舉辦法,由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由附件規定比較靈活,方便在必要時作出修改。

(三)關於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對法案和議案的表決程序。草案規定,立法會由選舉產生,其產生辦法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到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據此,附件二對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作了具體規定,第一、二屆立法會由功能團體選舉、選舉委員會選舉和分區直接選舉等三種方式產生的議員組成。在特別行政區成立的頭十年內,逐屆增加分區直選的議員席位,減少選舉委員會選舉的議員席位,到第三屆立法會,功能團體選舉和分區直選的議員各佔一半。這樣規定符合循序漸進地發展選舉制度的原則。附件二還規定,立法會對政府提出的法案和議員個人提出的法案、議案採取不同的表決程序。政府提出的法案獲出席會議的議員過半數票即為通過;議員個人提出的法案、議案和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須分別獲功能團體選舉的議員和分區直接選舉、選舉委員會選舉的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的議員各過半數票,方為通過。這樣規定,有利於兼顧各階層的利益,同時又不至於使政府的法案陷入無休止的爭論,有利於政府施政的高效率。在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年以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如需改進,由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和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由附年規定,也是考慮到這樣比較靈活,方便必要時作出修改。

(四)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主席、政府主要官員、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以及基本法委員會香港委員的資格。草案的有關條文規定,擔任上述職務的人必須是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這是體現國家主權的需要,也是體現由香港當地人管理香港的原則的需要,只有這樣才能使擔任上述職務的人切實對國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及香港居民負起責任。也正是基於這一考慮,有關條文還規定,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必須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組成。但照顧到香港的具體情況,允許非中國籍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可以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但其所佔比例不得超過立法會全體議員的20%。

(五)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體現國家主權、有利平穩過渡的原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須由全國人大設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負責主持。考慮到籌備工作須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成立之前進行,而基本法要到1997年7月1日才開始實施,起草委員會建議,全國人大對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作出專門決定,此項決定與基本法同時公佈。起草委員會為此起草了有關決定的代擬稿。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由香港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負責產生,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香港最後一屆立法局的組成如符合全國人大關於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中的規定,其議員擁護基本法,願意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符合基本法規定條件者,經籌委會確認後可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這樣安排,是為了保證香港在整個過渡時期的穩定以及政權的平穩銜接。

此外,還規定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和立法會成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三)
(四)

五、關於經濟和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和社會服務。

第五章主要從財政、金融、貿易、工商業、土地契約、航運、民用航空等八個方面,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濟制度和政策作了規定,這些規定對於保障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機制的正常運行,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自由港地位很有必要。如在金融貨幣方面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券、期貨等市場;保障一切資金的流動和進出自由;保障金融企業和金融市場的經營自由;確定港幣為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可自由兌換,其發行權在特別行政區政府等等。又如在對外貿易方面規定,一切外來投資受法律保護;保障貨物、無形財產和資本的流動自由;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徵收關稅;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關稅和貿易總協定、關於國際紡織品貿易安排等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貿易協定,包括優惠貿易安排;香港特別行政區所取得的各類出口配額、關稅優惠和達成的其他類似安排全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享用。同時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要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參照現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制。此外對主要行業、土地契約、航運、民用航空等各方面作了比較詳盡的規定。

第六章就保持或發展香港現行的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作出了規定。這些規定涉及香港居民在社會生活多方面的利益,對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是重要的。

第五、六兩章的政策性條款較多,考慮到我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已承諾把我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和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寫入基本法,加之香港各界人士要求在基本法裏反映和保護其各自利益的願望比較迫切,因此儘管在起草過程中曾對條文的繁簡有不同意見,但最終還是把政策性條款保留下來。

最後,我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草案)作一點說明。區旗是一面中間配有五顆星的動態紫荊花圖案的紅旗。紅旗代表祖國,紫荊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在祖國的懷抱中興旺發達。花蕊上的五顆星象徵著香港同胞心中熱愛祖國,紅、白兩色體現了“一國兩制”的精神。區徽呈圓形,其外圈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英文“香港”字樣,其中間的五顆星動態紫荊花圖案的構思及其象徵意義與區旗相同,也是以紅、白兩色體現“一國兩制” 的精神。

各位代表,以上是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包括附件及有關文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草案)的說明,請大會審議。

http://www.hkhrm.org.hk/CR/19900328Ji_Peng_Fei_c.htm
本帖最後由 特派記者 於 11-12-2009 20:34 編輯

蘋果日報
E15 |  蘋果論壇 |  李怡專欄 |  By 李怡         2004-01-20
今昔對照        

儘管在當年《基本法》草委主任委員姬鵬飛向人大提交《基本法》審議時的「說明」中,筆者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政制專責小組所引的「中央政府有其憲制上的權責審視特區的政制發展」這句話,但仔細閱讀當年的「說明」,以及收在《基本法的誕生》這本書中其他要人的講話,發現不少文字可以用來對照今天蕭護法的言詞。

一、當年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基本法》草委項淳一,在接受訪問時談到香港政制,他說《基本法》「只是比較具體地規定了頭十年過渡期的發展,將來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

頭十年,即九七年到○六年,也就是說,《基本法》附件說的「二○○七年以後」是包括○七年的。另外,頭十年以後的發展,「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意思也非常清楚,政制發展由香港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中央是不應像蕭護法所言,「一管到底」的。

二、姬鵬飛的「說明」表示,香港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雖然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但備案並不影響生效」。只有人大常委認為香港立法會通過的法律「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時,才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

香港本地政制發展,不涉中央管理的事務──外交與國防,也不涉中央與香港關係(除非通過法律說「不須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因此不存在蕭護法所說的中央「可以備案,也可以不備案」的問題。姬老說「備案並不影響生效」,也點出了「備案」與決定權不一樣。

三、姬老在「說明」中稱,《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同時,亦「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可自行解釋」。

所謂解釋,自然就是對本地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解釋。否則何謂解釋?其實這就是對本地法律是否違憲的審查權。蕭護法說香港法院沒有這種「違憲審查權」,事實上就是否定了《基本法》授予香港法院的解釋權。而他說的根據《基本法》第十七和第一百六十條,「審查權應在人大常委會」,筆者也找不到這句話,只是說有關國防、外交等中央管理的事務的解釋權在人大常委而已。

四、姬老既有「說明」《基本法》也有規定,就是倘若立法會內三分二議員通過的法案,若行政長官拒絕簽署,可解散立法會,但倘若解散後重選的立法會仍以三分二多數通過有爭議的法案,「行政長官必須辭職」,此外,「如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立法會通過一定程序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姬老在「說明」中稱,「上述這些規定體現了行政和立法之間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關係」。

立法會連行政長官都可以彈劾,更不要說向官員提出不信任動議了。蕭護法是「投不信任票不符合《基本法》」,事實上是他這句話才不符合《基本法》。他說的「行政主導」未見於《基本法》,也未見於姬老的「說明」,相反在「說明」中強調了「相互制衡」的關係。

倘若蕭護法所言,代表了中央的意思,那是否意味着中央對過去說過的話都不認帳了呢?
蘋果日報
E17 |  蘋果論壇 |  By 秦家驄(Frank Ching)         2004-02-03
北京曾承諾2007可普選         

大陸兩大護法,《基本法》起草委員蕭蔚雲,以及法律專家夏勇訪港,毋庸諱言給民主陣營帶來很大挫折。看來北京現在最不願意做的事情,便是同意港人在二○○七年普選行政長官,以及在二○○八年直選立法會全體議員。

當然,兩大護法的言論之所以具有份量,只是據信他們代表了中央政府。然而,他們代表中央到底代表到何種程度?而且,中央的觀點不是時有改變嗎?況且,中央內部難道不存在不同的派別嗎?

蕭蔚雲說,中央有權「決定香港政制的發展」,因為這牽涉到中央與特區之間的關係,也與香港的長期繁榮有關。

多數人知道,爭取二○○七年直選行政長官,與爭取二○○八年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之間,有很大區別。畢竟,「《基本法》附件一」寫道,如果特區要改變選舉行政長官的方法,「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然而,「《基本法》附件二」寫道,如特區要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但不是請求批准,只是「備案」。

但蕭蔚雲說,即使是改變選舉立法會的方法,都必須經由中央批准,因為這種改變將影響特區與中央之間的關係,和香港的經濟繁榮。令人驚訝的是,他還說人大常委會可以拒絕「備案」。

這令人非常震驚,因為這似乎與《基本法》的說法不符。此外,這也與中央過去對香港、英國和世界各國所說的不同。蕭蔚雲出於需要,已經忘記了這些話,或許中國的一些官員也可能忘記了。

中國政府在一九九四年公開而明確地宣布,二○○七年之後香港如果希望選擇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毋須經中央政府批准。

事緣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政改方案,中英磋商九四至九五年的選舉安排,談判於九三年破裂。但在談判期間,英方提出了許多議題,要與中方討論。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國外交部發布一篇很長的聲明透露內幕。次日,英文《中國日報》以整整兩頁刊登了該篇聲明,中國指控英國堅持要求討論那些中國認為是主權的事情,因此英國是多管閒事。

聲明指出,英國曾提問:如果特區意欲在二○○七年普選立法會,中國政府是否支持。

中國外交部宣稱,關於在二○○七年之後普選香港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問題,《基本法》第68條以及附件二的第三段包含了這方面的條款。這是一個由特區自己決定的問題,毋須由中方作出保證。
中方的意思顯然是,特區如果想在二○○七年後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那就可以去做。中央不會反對,這是因為在二○○七年如何選舉立法會,是由特區自己決定的事。

蕭蔚雲提出的其他論點,諸如對於香港與中央的關係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和人大常委會拒「備案」的可能性等問題,聲明中隻字未提。

希望特區的官員也記得中央這些話。當然,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作為工作組組長前去北京,諮詢中央政府時,他應該提醒中央這些話,並詢問這些話是否還適用。

中國身為主要大國一向慎言,一旦公開作出承諾,不會輕易食言。曾蔭權應該找出,中國政府今天是否還遵守十年前所作的承諾,然後再向港人報告。
東方日報
A23 |  港聞         2004-02-08
又一護法反駁07 可普選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領導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首次訪京前夕,中國官方新華社昨發表「四大護法」之一、原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邵天任的訪問文章,反駁有關「北京曾承諾2007 年可普選」的論點,不點名直斥發表此言論者是「斷章取義、混淆視聽」。他亦不點名批評部分立法會議員,至今仍參加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組織及發表支持台獨言論,皆有違《基本法》。今次是繼早前訪港的蕭蔚雲後,另一名「護法」就本港政改問題發言。

本報翻查資料,平等機會委員會前主席胡紅玉的丈夫、資深新聞工作者秦家驄上周在本港一份報章發表題為「北京曾承諾2007 年可普選」的評論文章,引述了一段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於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發表的聲明作佐證,當時的聲明指,關於本港在○七年之後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問題,《基本法》第六十八條及附件二的第三段已包含這方面的條款;這是一個由特區自己決定的問題,毋須由中方作出保證,秦以此得出中央不反對本港○七年進行普選立法會的結論。

邵天任:英方節外生枝

但身兼外交部法律顧問的邵天任,在新華社的訪問中解說九四年聲明的始末時指出,當時中英雙方就本港九四、九五年選舉安排進行了長達七個月的十七輪談判,英方卻節外生枝,要中央政府保證支持特區在2007 年普選立會的要求。他指,英方的要求完全有損中國主權、蔑視中國法律。

邵特別澄清,決定香港特區的政制是中國政府行使主權的行為,不存在向誰做出保證的問題,何況屆時香港的實際情況仍是未知之數,不可能預先作出保證。因此,有關的說話毫不意味中央政府放棄了對香港政治體制的權責,更不能由此段談話推定○七年後香港如希望普選議員,毋須經中央批准。

斥部分議員違基本法

此外,邵天任在訪問中又主動不點名地提到有部分立會議員,回歸至今仍參加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組織,部分更公開宣稱反對《基本法》及公開發表支持台獨言論,均有違《基本法》,令人遺憾。

因此,他認為必須認真回顧《基本法》在港落實情況,只有全面貫徹實施「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香港的政制發展才不會偏離正確方向。
南華早報
EDT14 |  EDT |  By FRANK CHING         2004-03-19
In wonderland?         

The debate over the pace of democratisation in Hong Kong seems to get more muddled each time the so-called guardians of the Basic Law display the extent of their erudition. Thus, we were told by legal expert Xiao Wei yun, during his first visit to Hong Kong to discuss the subject, that direct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in 2007 is out of the question because, if the drafters of the Basic Law had intended that to happen, they would have written it into the law.

Of course, the drafters did not write into the law anything to indicate that they did not intend the chief executive to be directly elected in 2007, either. But that, it seems, is beside the point. Since the Basic Law is silent, it is up to the guardians of the Basic Law to interpret that silence.

After the guardians declared that all those in positions of importance i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egislature have to be patriots, many scoured the Basic Law looking for some indication that this is a legal requirement. Now, we are told, of course it is a requirement. We did not write it in, but that does not mean it's not there. It is in the spirit of the Basic Law. And we will tell you what the spirit is.

Hong Kong people are also receiving an education in democracy. There is real democracy, we are told, and fake democracy, and we must not mistake one for the other. Only the guardians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When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1994, had unambiguously declared that the legislature from 2007 on could be elected any wa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desired, the ever-vigilant guardians declared that certain people were using quotations selectively and giving the words meanings that were not intended.

As it happens, I have uncovered another quotation, this one from Lu Ping,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and published in the People's Daily on March 18, 1993. Speaking of the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ure, Mr Lu said: As for how the legislature will be constituted after its third term [2008], all that is needed is for two-thirds of legislators to approve, the chief executive to give his consent, and then report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for the record. There is no need for central government approval. How Hong Kong develops democracy in the future is entirely within the autonomy of Hong Kong. Perhaps the experts will enlighten us as to the real meaning of these words.

These legal experts are really something to behold. They can tell you not only what the written word means, but also what unwritten words mean. And they can tell you that words that meant something a decade ago now mean something entirely different. All this brings to mind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the wonderful conversation between Alice and Humpty Dumpty.

Humpty Dumpty pointed out to Alice that it was far better to receive non-birthday presents because there are 364 occasions for this a year.

And only one for birthday presents, you know. There's glory for you! he said.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by `glory', Alice said.

Humpty Dumpty smiled contemptuously. Of course you don't - till I tell you. I meant `there's a nice knock-down argument for you!'

But `glory' doesn't mean `a nice knock-down argument', Alice objected.

When I use a word, it means just what I choose it to mean - neither more nor less, Humpty Dumpty said in a rather scornful tone.

The question is, said Alice, whether you can make words mean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The question is, said Humpty Dumpty, which is to be master - that's all.
蘋果日報
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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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專欄
2004-03-29

魯平何在?


人大常委會突然宣告,將主動就《基本法》有關本港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條文,交下月二日召開的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根據過去中央高官及幾位護法所表達的中央意向,釋法的用意就是通過對《基本法》附件一及二的解釋,箝制香港不能在○七及○八年實現普選。曾參與起草《基本法》的內地護法蕭蔚雲、許崇德等自然大談釋法的必要性,香港的一些跟屁蟲也隨聲應和。

在這時候,筆者想到的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李後到哪况去了?尤其是草委副秘書長及其後擔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魯平,何以沒有了聲音?按道理,李後與魯平在整個起草《基本法》過程中,代表中央所起的主導作用及參與程度都最大。在目前這樣被中央認為是關鍵的時刻,他們應該站出來為中央釋法的做法講講話才對。李後在《基本法》起草完後就退下來了,但魯平則繼續擔任港澳辦主任直到九七回歸。魯平參與香港《基本法》起草及回歸交接工作的時間最長,他是最有資格代表那時候的中央就香港問題講話的人。尤其是,鄧小平、姬鵬飛都已作古,魯平更應講講話了。

資深新聞工作者秦家驄(FrankChing),上月三日在《蘋果日報》「論壇」版,提及中國外交部在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曾發表聲明,指○七年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問題是「一個由特區自己決定的問題」。在本月十九日的《南華早報》,秦家驄又發表了一篇文章,引述魯平一九九三年的有關說法。

秦家驄引述的魯平談話,見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的《人民日報》,當時因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而引起中英雙方的激烈爭論,魯平並指彭定康為「千古罪人」。

在《人民日報》發表的魯平談話中,他回答記者問及香港民主發展時說,「我們一貫主張在香港發展民主,但由於香港一百多年來在英國統治下根本沒有民主可言,因此,我國主張香港的民主應該按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發展」。「《基本法》對前三屆立法會直選議席作了明確規定……至於第三屆以後(二○○七年以後)立法機關怎樣組成,將來完全由香港自己決定,只要有三分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就可以,不必要中央同意。將來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權範圍內的事,中央政府不會干涉。」

秦家驄把魯平這段話找出來,使我們看到了當初設計香港政制的「立法原意」,絕對不是現在的中央高官及內地護法們所胡謅及將會通過釋法加以歪曲解釋的。《基本法》條文很清楚,魯平的談話也很明白。九四年外交部聲明也說普選立法會是「一個由特區自己決定的問題」。《基本法》頒布時,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項淳一說,《基本法》就政制問題「只是比較具體地規定了頭十年過渡期的發展,將來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

現在,中央似乎要自毀承諾了,連《基本法》的白紙黑字的明定的條文,也要另加解釋了。魯平何在?李後何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副主任中,還生存的有許家屯、王漢斌、李國寶,他們的意見又如何?

蘋果日報
E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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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專欄
2004-04-09

必蒙其害


香港要改變行政長官或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一個政治問題還是法律問題?只要翻閱《基本法》看看,就知道這絕不是法律問題,因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已定明這兩種產生辦法的最終目標是普選,而《基本法》附件一及二,又訂明要改變頭十年的產生辦法,應有的法律程序。因此,並無《基本法》的任何條文需要補充或解釋。

一九九○年三月廿八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向全國人大提交《基本法》草案審議時,所作的立法原意的說明,提到兩個附件,特別指出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變,所作的法律規定「比較靈活,方便必要時作出修改」。其含意是只需因應實際情況,按照兩個附件所提的三個法律程序(三分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人大常委批准或備案)辦理即可。也就是說,法律問題已經解決。而改變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符合實際情況,是否循序漸進等等,都要看社會及政治發展而定,這些都是政治問題。

當時的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項淳一表示,《基本法》「只是比較具體地規定了頭十年過渡期的發展,將來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希望由香港人自己去完善。」由始至終主導《基本法》起草的前港澳辦主任魯平說,「將來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中央政府不會干涉。」九七年九月剛就任香港特首的董建華在訪美時表示,「有十年時間邁向最終普選,快慢剛合適。」這表明,這幾位理應不會錯讀《基本法》法律條文的人,都理解兩個選舉辦法的改變,已有法律條文規限,是否要改純為政治問題。

人大釋法,將這個政治問題,作為法律問題處理。儘管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知道實行普通法的地區,不應由立法機關去解釋法律,因為西方制度中「立法者是最差的法律解釋者」,但他表示人大的體制特別,集立法和釋法於一身,更可作出政治性決定。因此,在政治考慮之下,遂決定以人大釋法這個解決法律問題的辦法,來介入香港兩個選舉辦法改變這種純屬政治的問題。

人大釋法,由於在原有的附件一及二之上,強加中央在啟動香港立法會討論之前,有一個啟動的決定權,從而不僅是解釋法律,而是大律師公會主席陳景生所說的「立法」,或大律師余若薇所說的「修法」。這是將一個政治問題,納入新定的法律框架中。

這一做法,確實可以減少港人對政改的爭議。因為香港人普遍守法,並遵循「惡法亦法」的原則。人大常委既訂出新法,對不少香港人就有了新的約束力。

人大釋法,更以極高的效率進行。由三月廿六日提出,不出十日即完成並通過。更由於黑箱作業,使香港市民及輿論均沒有討論的空間。可謂迅雷不及掩耳,避免了香港廿三條立法曠日持久而造成的社會動盪。

但這種「大石壓死蟹」的行動,首先就踐踏了中國自訂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法律體制;其次則廣泛地削弱了香港人參與政治、要當家作主的積極性,使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大步減退,對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的進步至為不利;其三,若對香港的政治前景仍抱希望的香港人,則肯定會在未來的政治活動中,增加與中央對抗的意識。

中央暫時或會獲益,長遠而言則必因這「搬起石頭打自己腳」的行動而蒙受其害。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