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親不信受排斥親而後信順者昌

不親不信受排斥親而後信順者昌

不親不信受排斥親而後信順者昌

2007年12月24日(星期一)

  受《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循序漸進」原則的規囿,在策劃香港政制發展未能與北京完全同調的泛民人士,飽受排斥,被北京及其在港代理人視為須加疏遠、即不能分享權利的反對陣營。泛民活動處處受阻、理念難伸,無論是多努力、有力的爭取,亦不見成效。立法會補選一役,反映泛民黨派有廣泛民意支持,可是他們爭取二○一二雙普選的理念不但不受尊重,而是更受阻撓,使「循序」步向「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任會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的步伐來得更為緩慢。泛民力捧的陳方安生擊敗親共勢力全力支持的葉劉淑儀,令北京對希望預知結果的競選活動更無把握,因此他們對香港實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愈為遲疑。行政長官從北京背書的少數人選中選出─有點像茶餐廳只有三二款菜式供顧客選擇的「常餐」─的日子,作最樂觀的估計,是二○一七年;至於立法會議員「普選」之期,遙不可即! 

 在此前提下,筆者認為人大常委昨天開始討論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諮詢情況及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下稱《報告》),其實是一份沒有理想、沒有立場、把「高度自治」決策留給「老闆」批示、亦即不尚空談卻有經濟效益因而頗獲「聖心」的「政制發展文本」。

  《報告》公開後,不少論者認為特區政府玩忽民意,並且前言不對後語,那可說是非親共言論的共識。事實上,《報告》指「在二○一二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是民調中反映出過半數市民的期望,應受到重視和予以考慮」。可是,它接着建議「在不遲於二○一七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將有較大機會在香港社會獲得大多數接納」。短短的兩三句話,前後矛盾,不合邏輯,可是,有「天子門生」之譽的政務官出身的行政長官曾蔭權,仍將之「上呈」,所以如此,依筆者估計,第一是行政長官不能扭曲民情,以免引起「強姦民意」的指責,惹起「群眾怒吼」式的反彈;二是明知立法會補選結果令北京更不放心還政於民,揣摸上意,《報告》因此連普選產生立法會議員的日程都不敢提呈,應否在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責任亦推給中央,這樣做等於是特區政府放棄了在香港進行政制改革的主動權,於「在野黨」而言,這個政府無疑是太懦弱無用;不過,在位者是做了數十年照足上司的話辦事的公務員,挖空心思、千方百計為「老闆」分憂,絕對是「做好這份工」的基本操守,所以人才濟濟(假如薪俸優渥等於人才幹練)的「特首辦」,才會寫出密密麻麻七頁不着邊際、沒有重心、缺乏見地的《報告》。

  特區政府本來便沒有外交和國防權,現在連「高度自治」之下純屬港事的政制發展亦雙手奉呈北京裁決,這樣的施為,也許有人會認為「權柄被削是不完全政府」,但對禮賓府小圈子來說,那正是捨難就易,最困難、複雜、不易討好民意和花錢的重大事務概由北京負責,特區政府才能集中全力在民生建設上開展拳腳。在《基本法》解釋權完全操縱在沒有香港民意參與的人大委員會的掣肘下,特區政府這樣的取態,責其大壞是否過苛?

以爭取二○一二雙普選為口號(明知不可為,因此不能說是目標)的泛民,他們對《報告》不滿,不在話下;有立法會議員補選的大多數民意為後盾,泛民議員理直氣壯要求上京「面聖」,向選民交代的姿態重於希望能夠定期貫徹雙普選;不過,京官智珠在握,另有劇本,人大副常秘喬曉陽迅速定出帶人大常委的決定南下諮詢溝通其實是傳達旨意的時間,而行政長官在泛民議員高調要求以至要挾「操上禮賓府」之下去周四會見全體泛民議員,他的態度表明「主子要如此如此,臣子不敢不如此如此」,其無奈之情溢於言表,只差沒有勸說泛民議員少安毋躁,不要浪費時間。事實上,當權派早已擺下政府不贊成的議案不可能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支持而無法通過的布局,泛民議員跳腳搥胸也於事無補—他們的政治體質猶如腳筋已被挑斷,卻繼續要落場參加比賽競跑,此中的勝負分明,「早已寫在牆上」。

  從當前的情況看,泛民力爭的最大成果,充其量是北京及其在港代理人容忍「反對派」自由發表意見(「眾喙嘵嘵,空言無補」)以至和平集會遊行(向世界宣示香港仍有「民主」),再向前寸進便如翻越雷池;值此台灣政壇彤雲密布、西方反華勢力欲藉○八奧運「搞事」之際,筆者以為泛民在此注定徒勞無功的問題上不應採取比和平示威、靜坐絕食(要有期限作為落台階)更進一步的行動,以免被扣上萬劫不復的帽子!北京如果體恤泛民的誠意與苦心,也許會由喬曉陽來港「宣旨」時或待其回京後,宣布在港成立有「高度代表性」的委員會,以蒐集、分析未來香港民意對二○一七單普選的意見,作為屆時會否落實及應以何種形式「普選」行政長官的參考。這類搓捏民意的手法,中英談判期港英玩過多次,陳方安生和曾蔭權都曾參與其事、知之甚詳,如今「新瓶舊酒」再玩一次,曾氏肯定駕輕就熟,必會搞得有色有聲;但方議員身份逆變,從玩人變成玩於人,其感受只有她自己才能體會。對於不少港人來說,這類只許「盤球」、不許「攻門」的政治球賽,仍然不失吸引,因為那是登龍踏腳石;泛民若嫌不足,便只有離場的選擇,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訂定遊戲規則的權利!

  任何擁有絕對權力的人是不會有權不用的,中國收回香港,香港的一切便得由其擺布。讀故總理周恩來的談話〈中共願為政協協議的全部實現而努力奮鬥〉(收中央文獻出版社《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周氏當時有此一說,皆因一九四六年一月召開的政協最後通過五項協議,當中包括「建設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這些協議和中共歷來的主張有些差距,但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周氏表示「願意擁護這些協議」。後來的發展,和周恩來的承諾相反,所以如此,並非中共失信,皆因國民黨發動內戰……。在此前的一九四五年七月,毛澤東主席在延安窰洞接見國民參議會參議員黃炎培,在答黃問時指出中共已找到一條不會「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之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延安歸來》;黃氏〔一八七九─一九六五〕為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建國後任政務院〔國務院前身〕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黃氏是第一名高呼「毛主席萬歲」的「民主人士」。)但中共最後的「新路」是槍桿子裏出政權,民主已蒸發得渺不可尋。筆者的解讀當然是中共成功推翻國民黨政府後大權在握,再亦不會考慮分權。香港「政局」的發展亦當作如是觀!

  根據《基本法》精神,「港人治港」應該是由港人自行產生的港人治港,北京之所以棄守此一原則,表面原因是泛民中有「勾結外國勢力干預港事」的嫌疑並有「漠視北京擁有香港主權」的想法;這二項莫須有的「事實」,成為北京舉箸代籌堂而皇之為香港政事作主的藉口。當然,北京對「港人治港」態度的轉變,骨子裏的「大道理」是有權不輕放!

  在香港的政改問題上,筆者是「認命派」!形勢比人強,在香港搞民主運動,從來都是「枉拋心力」,明知不可為而嚮往之,注定只會付出而沒有收穫,在殖民地政府時期如此,在特區政府管治下亦然。中共現在坐享的,是槍桿子打下來的江山,不是選票推舉的政府,當權者是號令天下後籠絡民心以期持續專政,為保政權穩當,在選擇代理人時,自然而然便傾向於先親而後信,不親的不信——既非百駿競走,更非能者當之,而是千挑百選絕對順從的親信。如今泛民當中,若干有大勇精神的激進派堅持理念、有崇高的道德勇氣,不過他們準備付出的機會成本卻高下有別,令泛民陣營不易團結。最近的立法會普選,許多專業人士投了葉劉一票,可視為他們不希望社會不和諧以致損害經濟利益的識時務舉措,與政治意識無關。

  根據上面的分析,筆者以為只要香港經濟、特別是投機市場持續暢旺,經濟既得利益集團繼續壯大,和中央政府對着幹的聲勢便相對減弱……。當經濟逆轉投機市場如一潭死水時,不滿現實者眾,他們對政府長期施政不力的種種不滿和怨氣便會趁機爆發,一受鼓動,反建制的洪流必會湧現!不過,那情況短期內很難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