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制度改革】- 維基百科

本帖最後由 特派記者 於 11-12-2009 20:34 編輯

蘋果日報
E15 |  蘋果論壇 |  李怡專欄 |  By 李怡         2004-01-20
今昔對照        

儘管在當年《基本法》草委主任委員姬鵬飛向人大提交《基本法》審議時的「說明」中,筆者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政制專責小組所引的「中央政府有其憲制上的權責審視特區的政制發展」這句話,但仔細閱讀當年的「說明」,以及收在《基本法的誕生》這本書中其他要人的講話,發現不少文字可以用來對照今天蕭護法的言詞。

一、當年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基本法》草委項淳一,在接受訪問時談到香港政制,他說《基本法》「只是比較具體地規定了頭十年過渡期的發展,將來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

頭十年,即九七年到○六年,也就是說,《基本法》附件說的「二○○七年以後」是包括○七年的。另外,頭十年以後的發展,「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意思也非常清楚,政制發展由香港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中央是不應像蕭護法所言,「一管到底」的。

二、姬鵬飛的「說明」表示,香港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雖然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但備案並不影響生效」。只有人大常委認為香港立法會通過的法律「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時,才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

香港本地政制發展,不涉中央管理的事務──外交與國防,也不涉中央與香港關係(除非通過法律說「不須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因此不存在蕭護法所說的中央「可以備案,也可以不備案」的問題。姬老說「備案並不影響生效」,也點出了「備案」與決定權不一樣。

三、姬老在「說明」中稱,《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同時,亦「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可自行解釋」。

所謂解釋,自然就是對本地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解釋。否則何謂解釋?其實這就是對本地法律是否違憲的審查權。蕭護法說香港法院沒有這種「違憲審查權」,事實上就是否定了《基本法》授予香港法院的解釋權。而他說的根據《基本法》第十七和第一百六十條,「審查權應在人大常委會」,筆者也找不到這句話,只是說有關國防、外交等中央管理的事務的解釋權在人大常委而已。

四、姬老既有「說明」《基本法》也有規定,就是倘若立法會內三分二議員通過的法案,若行政長官拒絕簽署,可解散立法會,但倘若解散後重選的立法會仍以三分二多數通過有爭議的法案,「行政長官必須辭職」,此外,「如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立法會通過一定程序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姬老在「說明」中稱,「上述這些規定體現了行政和立法之間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關係」。

立法會連行政長官都可以彈劾,更不要說向官員提出不信任動議了。蕭護法是「投不信任票不符合《基本法》」,事實上是他這句話才不符合《基本法》。他說的「行政主導」未見於《基本法》,也未見於姬老的「說明」,相反在「說明」中強調了「相互制衡」的關係。

倘若蕭護法所言,代表了中央的意思,那是否意味着中央對過去說過的話都不認帳了呢?
蘋果日報
E17 |  蘋果論壇 |  By 秦家驄(Frank Ching)         2004-02-03
北京曾承諾2007可普選         

大陸兩大護法,《基本法》起草委員蕭蔚雲,以及法律專家夏勇訪港,毋庸諱言給民主陣營帶來很大挫折。看來北京現在最不願意做的事情,便是同意港人在二○○七年普選行政長官,以及在二○○八年直選立法會全體議員。

當然,兩大護法的言論之所以具有份量,只是據信他們代表了中央政府。然而,他們代表中央到底代表到何種程度?而且,中央的觀點不是時有改變嗎?況且,中央內部難道不存在不同的派別嗎?

蕭蔚雲說,中央有權「決定香港政制的發展」,因為這牽涉到中央與特區之間的關係,也與香港的長期繁榮有關。

多數人知道,爭取二○○七年直選行政長官,與爭取二○○八年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之間,有很大區別。畢竟,「《基本法》附件一」寫道,如果特區要改變選舉行政長官的方法,「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然而,「《基本法》附件二」寫道,如特區要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但不是請求批准,只是「備案」。

但蕭蔚雲說,即使是改變選舉立法會的方法,都必須經由中央批准,因為這種改變將影響特區與中央之間的關係,和香港的經濟繁榮。令人驚訝的是,他還說人大常委會可以拒絕「備案」。

這令人非常震驚,因為這似乎與《基本法》的說法不符。此外,這也與中央過去對香港、英國和世界各國所說的不同。蕭蔚雲出於需要,已經忘記了這些話,或許中國的一些官員也可能忘記了。

中國政府在一九九四年公開而明確地宣布,二○○七年之後香港如果希望選擇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毋須經中央政府批准。

事緣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政改方案,中英磋商九四至九五年的選舉安排,談判於九三年破裂。但在談判期間,英方提出了許多議題,要與中方討論。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國外交部發布一篇很長的聲明透露內幕。次日,英文《中國日報》以整整兩頁刊登了該篇聲明,中國指控英國堅持要求討論那些中國認為是主權的事情,因此英國是多管閒事。

聲明指出,英國曾提問:如果特區意欲在二○○七年普選立法會,中國政府是否支持。

中國外交部宣稱,關於在二○○七年之後普選香港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問題,《基本法》第68條以及附件二的第三段包含了這方面的條款。這是一個由特區自己決定的問題,毋須由中方作出保證。
中方的意思顯然是,特區如果想在二○○七年後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那就可以去做。中央不會反對,這是因為在二○○七年如何選舉立法會,是由特區自己決定的事。

蕭蔚雲提出的其他論點,諸如對於香港與中央的關係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和人大常委會拒「備案」的可能性等問題,聲明中隻字未提。

希望特區的官員也記得中央這些話。當然,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作為工作組組長前去北京,諮詢中央政府時,他應該提醒中央這些話,並詢問這些話是否還適用。

中國身為主要大國一向慎言,一旦公開作出承諾,不會輕易食言。曾蔭權應該找出,中國政府今天是否還遵守十年前所作的承諾,然後再向港人報告。
東方日報
A23 |  港聞         2004-02-08
又一護法反駁07 可普選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領導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首次訪京前夕,中國官方新華社昨發表「四大護法」之一、原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邵天任的訪問文章,反駁有關「北京曾承諾2007 年可普選」的論點,不點名直斥發表此言論者是「斷章取義、混淆視聽」。他亦不點名批評部分立法會議員,至今仍參加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組織及發表支持台獨言論,皆有違《基本法》。今次是繼早前訪港的蕭蔚雲後,另一名「護法」就本港政改問題發言。

本報翻查資料,平等機會委員會前主席胡紅玉的丈夫、資深新聞工作者秦家驄上周在本港一份報章發表題為「北京曾承諾2007 年可普選」的評論文章,引述了一段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於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發表的聲明作佐證,當時的聲明指,關於本港在○七年之後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問題,《基本法》第六十八條及附件二的第三段已包含這方面的條款;這是一個由特區自己決定的問題,毋須由中方作出保證,秦以此得出中央不反對本港○七年進行普選立法會的結論。

邵天任:英方節外生枝

但身兼外交部法律顧問的邵天任,在新華社的訪問中解說九四年聲明的始末時指出,當時中英雙方就本港九四、九五年選舉安排進行了長達七個月的十七輪談判,英方卻節外生枝,要中央政府保證支持特區在2007 年普選立會的要求。他指,英方的要求完全有損中國主權、蔑視中國法律。

邵特別澄清,決定香港特區的政制是中國政府行使主權的行為,不存在向誰做出保證的問題,何況屆時香港的實際情況仍是未知之數,不可能預先作出保證。因此,有關的說話毫不意味中央政府放棄了對香港政治體制的權責,更不能由此段談話推定○七年後香港如希望普選議員,毋須經中央批准。

斥部分議員違基本法

此外,邵天任在訪問中又主動不點名地提到有部分立會議員,回歸至今仍參加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組織,部分更公開宣稱反對《基本法》及公開發表支持台獨言論,均有違《基本法》,令人遺憾。

因此,他認為必須認真回顧《基本法》在港落實情況,只有全面貫徹實施「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香港的政制發展才不會偏離正確方向。
南華早報
EDT14 |  EDT |  By FRANK CHING         2004-03-19
In wonderland?         

The debate over the pace of democratisation in Hong Kong seems to get more muddled each time the so-called guardians of the Basic Law display the extent of their erudition. Thus, we were told by legal expert Xiao Wei yun, during his first visit to Hong Kong to discuss the subject, that direct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in 2007 is out of the question because, if the drafters of the Basic Law had intended that to happen, they would have written it into the law.

Of course, the drafters did not write into the law anything to indicate that they did not intend the chief executive to be directly elected in 2007, either. But that, it seems, is beside the point. Since the Basic Law is silent, it is up to the guardians of the Basic Law to interpret that silence.

After the guardians declared that all those in positions of importance i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egislature have to be patriots, many scoured the Basic Law looking for some indication that this is a legal requirement. Now, we are told, of course it is a requirement. We did not write it in, but that does not mean it's not there. It is in the spirit of the Basic Law. And we will tell you what the spirit is.

Hong Kong people are also receiving an education in democracy. There is real democracy, we are told, and fake democracy, and we must not mistake one for the other. Only the guardians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When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1994, had unambiguously declared that the legislature from 2007 on could be elected any wa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desired, the ever-vigilant guardians declared that certain people were using quotations selectively and giving the words meanings that were not intended.

As it happens, I have uncovered another quotation, this one from Lu Ping,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and published in the People's Daily on March 18, 1993. Speaking of the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ure, Mr Lu said: As for how the legislature will be constituted after its third term [2008], all that is needed is for two-thirds of legislators to approve, the chief executive to give his consent, and then report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for the record. There is no need for central government approval. How Hong Kong develops democracy in the future is entirely within the autonomy of Hong Kong. Perhaps the experts will enlighten us as to the real meaning of these words.

These legal experts are really something to behold. They can tell you not only what the written word means, but also what unwritten words mean. And they can tell you that words that meant something a decade ago now mean something entirely different. All this brings to mind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the wonderful conversation between Alice and Humpty Dumpty.

Humpty Dumpty pointed out to Alice that it was far better to receive non-birthday presents because there are 364 occasions for this a year.

And only one for birthday presents, you know. There's glory for you! he said.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by `glory', Alice said.

Humpty Dumpty smiled contemptuously. Of course you don't - till I tell you. I meant `there's a nice knock-down argument for you!'

But `glory' doesn't mean `a nice knock-down argument', Alice objected.

When I use a word, it means just what I choose it to mean - neither more nor less, Humpty Dumpty said in a rather scornful tone.

The question is, said Alice, whether you can make words mean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The question is, said Humpty Dumpty, which is to be master - that's all.
蘋果日報
E19|
蘋果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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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專欄
2004-03-29

魯平何在?


人大常委會突然宣告,將主動就《基本法》有關本港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條文,交下月二日召開的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根據過去中央高官及幾位護法所表達的中央意向,釋法的用意就是通過對《基本法》附件一及二的解釋,箝制香港不能在○七及○八年實現普選。曾參與起草《基本法》的內地護法蕭蔚雲、許崇德等自然大談釋法的必要性,香港的一些跟屁蟲也隨聲應和。

在這時候,筆者想到的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李後到哪况去了?尤其是草委副秘書長及其後擔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魯平,何以沒有了聲音?按道理,李後與魯平在整個起草《基本法》過程中,代表中央所起的主導作用及參與程度都最大。在目前這樣被中央認為是關鍵的時刻,他們應該站出來為中央釋法的做法講講話才對。李後在《基本法》起草完後就退下來了,但魯平則繼續擔任港澳辦主任直到九七回歸。魯平參與香港《基本法》起草及回歸交接工作的時間最長,他是最有資格代表那時候的中央就香港問題講話的人。尤其是,鄧小平、姬鵬飛都已作古,魯平更應講講話了。

資深新聞工作者秦家驄(FrankChing),上月三日在《蘋果日報》「論壇」版,提及中國外交部在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曾發表聲明,指○七年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問題是「一個由特區自己決定的問題」。在本月十九日的《南華早報》,秦家驄又發表了一篇文章,引述魯平一九九三年的有關說法。

秦家驄引述的魯平談話,見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的《人民日報》,當時因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而引起中英雙方的激烈爭論,魯平並指彭定康為「千古罪人」。

在《人民日報》發表的魯平談話中,他回答記者問及香港民主發展時說,「我們一貫主張在香港發展民主,但由於香港一百多年來在英國統治下根本沒有民主可言,因此,我國主張香港的民主應該按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發展」。「《基本法》對前三屆立法會直選議席作了明確規定……至於第三屆以後(二○○七年以後)立法機關怎樣組成,將來完全由香港自己決定,只要有三分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就可以,不必要中央同意。將來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權範圍內的事,中央政府不會干涉。」

秦家驄把魯平這段話找出來,使我們看到了當初設計香港政制的「立法原意」,絕對不是現在的中央高官及內地護法們所胡謅及將會通過釋法加以歪曲解釋的。《基本法》條文很清楚,魯平的談話也很明白。九四年外交部聲明也說普選立法會是「一個由特區自己決定的問題」。《基本法》頒布時,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項淳一說,《基本法》就政制問題「只是比較具體地規定了頭十年過渡期的發展,將來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

現在,中央似乎要自毀承諾了,連《基本法》的白紙黑字的明定的條文,也要另加解釋了。魯平何在?李後何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副主任中,還生存的有許家屯、王漢斌、李國寶,他們的意見又如何?

蘋果日報
E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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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專欄
2004-04-09

必蒙其害


香港要改變行政長官或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一個政治問題還是法律問題?只要翻閱《基本法》看看,就知道這絕不是法律問題,因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已定明這兩種產生辦法的最終目標是普選,而《基本法》附件一及二,又訂明要改變頭十年的產生辦法,應有的法律程序。因此,並無《基本法》的任何條文需要補充或解釋。

一九九○年三月廿八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向全國人大提交《基本法》草案審議時,所作的立法原意的說明,提到兩個附件,特別指出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變,所作的法律規定「比較靈活,方便必要時作出修改」。其含意是只需因應實際情況,按照兩個附件所提的三個法律程序(三分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人大常委批准或備案)辦理即可。也就是說,法律問題已經解決。而改變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符合實際情況,是否循序漸進等等,都要看社會及政治發展而定,這些都是政治問題。

當時的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項淳一表示,《基本法》「只是比較具體地規定了頭十年過渡期的發展,將來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希望由香港人自己去完善。」由始至終主導《基本法》起草的前港澳辦主任魯平說,「將來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中央政府不會干涉。」九七年九月剛就任香港特首的董建華在訪美時表示,「有十年時間邁向最終普選,快慢剛合適。」這表明,這幾位理應不會錯讀《基本法》法律條文的人,都理解兩個選舉辦法的改變,已有法律條文規限,是否要改純為政治問題。

人大釋法,將這個政治問題,作為法律問題處理。儘管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知道實行普通法的地區,不應由立法機關去解釋法律,因為西方制度中「立法者是最差的法律解釋者」,但他表示人大的體制特別,集立法和釋法於一身,更可作出政治性決定。因此,在政治考慮之下,遂決定以人大釋法這個解決法律問題的辦法,來介入香港兩個選舉辦法改變這種純屬政治的問題。

人大釋法,由於在原有的附件一及二之上,強加中央在啟動香港立法會討論之前,有一個啟動的決定權,從而不僅是解釋法律,而是大律師公會主席陳景生所說的「立法」,或大律師余若薇所說的「修法」。這是將一個政治問題,納入新定的法律框架中。

這一做法,確實可以減少港人對政改的爭議。因為香港人普遍守法,並遵循「惡法亦法」的原則。人大常委既訂出新法,對不少香港人就有了新的約束力。

人大釋法,更以極高的效率進行。由三月廿六日提出,不出十日即完成並通過。更由於黑箱作業,使香港市民及輿論均沒有討論的空間。可謂迅雷不及掩耳,避免了香港廿三條立法曠日持久而造成的社會動盪。

但這種「大石壓死蟹」的行動,首先就踐踏了中國自訂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法律體制;其次則廣泛地削弱了香港人參與政治、要當家作主的積極性,使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大步減退,對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的進步至為不利;其三,若對香港的政治前景仍抱希望的香港人,則肯定會在未來的政治活動中,增加與中央對抗的意識。

中央暫時或會獲益,長遠而言則必因這「搬起石頭打自己腳」的行動而蒙受其害。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的說明。
Ming Pao Instant News
港聞     2007-12-29
喬曉陽政制座談會講話全文(20:19)     

人大常委副秘書長喬曉陽出席本港的座談會,介紹及解釋人大常委就本港政制發展的決定。齊心協力邁向香港民主發展新歷程──在香港各界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2007年12月29日)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大家好!今天上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這是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對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作出的又一個重要決定。這個《決定》是在常委會組成人員認真審議行政長官報告和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嚴格按照基本法規定和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不容質疑的法律效力。

《決定》通過後,我和李飛、張曉明即受委員長會議的委托,趕來香港參加各界人士的座談會。我們這次來,一是通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內容,二是介紹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情況,三是談談對人大決定內容的理解和體會,四是回答有關這次《決定》的問題。一句話就是溝通交流,加深理解。只有正確理解了人大的決定,才能正確貫徹人大的決定。在開講之前,我想有必要先明確一個問題,就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問題作決定,是中央的憲制權力。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地方行政區域政治體制的決定權在中央,這是單一制國家的應有之義,已經體現在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中。為什麼要先明確這個問題?因為這是溝通交流的平台。只有大家站在同一個平台上,才有溝通的條件,如果大家站在不同的平台上,就像著名相聲“關公戰秦瓊”一樣,既無法溝通,也無法交流。我很高興地看到,在綠皮書咨詢期間,有兩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有接近70%的受訪市民認為,要尊重中央政府的憲制權力,香港政制發展方案的最終決定權在中央。

現在向大家通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內容。這個決定剛公布不久,也許在座的有些人還沒有看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可以概括為五個“明確”:

一是明確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普選時間表,這就是:2017年行政長官可以由普選產生;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立法會的全部議員可以由普選產生,也就是說,立法會可以普選的最早時間是2020年。

二是在明確2017年這個普選時間表的前提下,明確了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可以作出循序漸進的適當修改,但是立法會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立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維持不變。

三是明確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在實行普選前的適當時候,行政長官須按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問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然後由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兩個產生辦法修改的法案及其修正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或者備案。

四是明確了行政長官普選時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

五是明確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表決程序如果未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都繼續適用原有辦法。上述五個“明確”,最核心、最重要的,也是廣大香港市民最關注的,是明確了普選時間表。

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在審議時,普遍認同行政長官報告中下面這段話:“市民對按照《基本法》達至普選的目標,是殷切期待的。市民、政黨、立法會議員、區議會、不同界別均認同應早日訂出落實普選的方案,特別是普選時間表,這有助於減少社會內耗,亦有利於香港的長期穩定和長遠發展。”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普選時間表作出明確,既是履行憲制責任,表明中央不僅把最終達至普選目標鄭重寫進基本法,而且以實際行動堅決落實基本法,也是對香港社會這一期盼的積極回應,充分體現了中央聽取港人意願和訴求的誠意,也充分表明了中央對廣大港人的信任,相信我們香港人不僅能夠創造出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跡,在經濟發展上譜寫了一個令人稱讚的香港故事,也一定有智慧、有能力落實好、實行好普選,在民主發展上再譜寫一個令人稱讚的香港故事。

(上)
下面,我著重就如何正確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談幾點認識和大家交流。

一、   為什麼把可以開始普選的時間表確定在2017年?第一,這是按照基本法立法原意所能做到的最積極的安排。根據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實行普選產生,是最終所要達至的目標,而不是回歸後必須很快達至的目標。政治制度的相對穩定,是一個社會穩定的重要保証。1988年6月鄧小平先生在一次公開談話中深刻指出:“香港要穩定。在過渡時期要穩定,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以後,香港人執政,香港也應該穩定。這是個關鍵。香港的穩定,除了經濟的發展以外,還要有個穩定的政治制度。”基本法關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要循序漸進最終達至普選的規定、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法案都要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規定等,可以說就是鄧小平這位“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這一思想的重要體現。再從基本法的字面上看,附件一第七條規定,2007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可以按照法定程序進行修改。這裡的“各任行政長官”表明,2007年以後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可以進行多次修改,至少不是在2007年那一任就要達至普選這一最終目標。如果普選是在2007年以後很快就要達至的最終目標,基本法就不會寫“各任”可以修改,也不會原則寫“最終達至”。至於“最終”是什麼時間?雖然基本法沒有明確規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就是在香港回歸後的頭十幾年?

二、   第二,這是在2007/08年兩個產生辦法未能修改的情況下所能做到的最積極的安排。循序漸進地推進香港民主向前發展,是基本法關於香港政制發展的一項基本原則。早在1987年4月鄧小平先生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就明確提出:“要循序漸進,我看這個看法比較實際。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所謂“循序漸進”、“最終達至”,就是遵循著一定的步驟,分階段、有秩序地逐步向普選的目標推進。循序漸進不僅是香港回歸後頭十年政制發展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十年後向最終達至普選目標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這就是為什麼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07/08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不實行普選而只能作循序漸進修改的根本原因。這也是為什麼2005年12月2日在深圳與香港各界人士座談時,我力挺特區政府循序漸進的07/08年政改方案,我當時說:“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符合多數香港市民的意願,是朝著最終達至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邁出的重要的、具有實質意義的一大步。走出了這一步,實際上離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也就更近了。”只可惜,終因未能獲得立法會全體議員法定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致使兩個產生辦法原地踏步,循序漸進未能起步,?

三、   第三,這是香港社會各界所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在香港這樣一個利益多元、訴求多元的社會裡,不論是制定法律,還是作政治決定,都必須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平衡考慮各種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主張和訴求,從中找出最大公約數,這樣才能使所制定的法律或者所作出的政治決定得到最大多數人的讚同,才能具有最大程度的認受性。全國人大常委會深切體會到香港各界對普選的期望,同時也充分注意到各界對什麼時間實行普選意見並不完全一致。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提供了兩組數據:一組是民意調查顯示,有過半數的受訪市民支持2012年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在約18300份書面意見中,約12600件內容相同的意見書支持2012年達至普選。同時,也有另一組數據告訴我們,1.在立法會內支持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議員不足一半。有半數立法會議員支持在不遲於2017年或2017年或之後,先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普選隨後。這個數據很重要,因為兩個產生辦法修改法案需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得不到立法會絕大多數議員支持,任何修改法案都無法獲得通過。2.在全港18個區議會中,有超過三分之二區議會通過動議,支持在不遲於2017年或在2017年先普選行政長官,立法會隨後。這個數據也很重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審議時一致認為,香港回歸祖國10年來,香港的民主政制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逐步發展,這幾年香港社會圍繞普選路線圖、時間表展開了廣泛討論,意見分歧逐步收窄,相信再經過10年,到2017年,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0年,已經處於“五十年不變”的中期,隨著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經驗進一步積累,社會共識進一步凝聚,屆時先後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普選,應當是具備條件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決定》中訂出普選時間表是十分嚴肅的,是必須加以貫徹落實的。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的時間實現普選,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為什麼要先普選行政長官,立法會隨後?

這是因為:第一,普選是政治體制的一個重大變化,必然會對香港社會帶來許多影響,如果行政長官與立法會普選同時進行,則政治體制在短期內變化過快,不利於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將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分步進行,有利於最大限度地降低普選對社會各方面所帶來的影響,有利於普選的穩妥實施,有利於香港政治制度的穩定。

第二,按照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以行政為主導。如果立法會普選先於行政長官普選,勢必對基本法規定的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造成沖擊。行政長官先普選產生,使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在普選的條件下運作一段時間,處理好行政與立法關系,有利於維護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

第三,基本法對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框架已經作了規定,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經過討論,目前香港社會對行政長官的普選辦法已有較大共識。而對立法會普選辦法,基本法沒有明確規定。香港各界對立法會普選模式,分歧意見較大,缺乏基本共識,還需要較多時間進一步深入討論。行政長官歸納公眾咨詢意見時得出的結論是:“對於循‘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的方向推動普選,已開始凝聚共識。”

“訂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時間表,有助於推動這些問題的最三、為什麼在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前的適當時候,行政長官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有的人可能會問,既然《決定》已經明確了普選時間表,為什麼普選前行政長官還要提交報告。《決定》的這一規定,是重申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法定程序。按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規定及其解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需要經過五個步驟:一是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二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是否需要修改作出決定;三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法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四是經行政長官同意;五是行政長官將有關法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或者備案。

按照上面所述的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每一次修改都要經過這五個步驟。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已經完成了五個步驟的前兩個步驟,接下來還有三個步驟需要走。而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實行普選,這次決定只是明確了普選時間表,盡管這個時間表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明確的,其權威性和法律效力毋庸置疑,但明確普選時間表,還不能代替兩個產生辦法每一次修改的五個法定步驟,這是兩回事。因此,《決定》在明確普選時間表的同時,規定在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實行普選前的適當時候,行政長官還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確定後,修改法案及其修正案由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或者備案。

(中)
(下)

為什麼行政長官普選時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主要有以下幾點考慮:第一,1988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公布的《香港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見稿》附件一對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列舉了五個方案,其中有兩個方案主張行政長官人選由普選產生。在這兩個主張普選的方案中,對如何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問題,一個主張由不少於十分之一的立法機關成員提名;一個主張由提名委員會提名,並主張提名委員會的組成為工商、金融界代表25%,專業團體代表25%,勞工、基層、宗教團體代表25%,立法機關成員、區域組織成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代表25%。基本法否定了由立法機關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方案,而採納了由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方案。

對照基本法附件一關於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就可以清楚看出,這個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案與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是一致的。第二,正因為如此,基本法附件一第一條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可見,“廣泛代表性”是選舉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組成所必須遵循的共同原則,兩者是有共性和相通的。第三,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是基本法起草時經過廣泛咨詢和討論所形成?這裡,我再講一下“參照”一詞的法律含義。在我國現行有效的230部法律中,共有56部法律85處使用了“參照”一詞。在這85處 “參照”中,最通常使用的含義是,法律對一種情況作了具體規定,對另一種類似情況沒有作具體規定,在這種情況下,法律通常規定參照適用。“參照”既有約束力,又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作適當調整。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中明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組成,就是既要保持選舉委員會由四大界別組成的基本要素,又可以在提名委員會的具體組成和規模上繼續討論,有適當的調整空間。

為什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只能作循序漸進的修改和維持“兩個不變”?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審議時很理解香港市民期盼盡快實現普選的願望,所以一致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決定中回應這一願望。同時,也一致認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必須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辦,必須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必須要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因此也幾乎一致地認為普選的時間應放在2017年,個中的考慮我在前面已經作了詳細介紹,大家說,2017年已經是最積極的安排,不能再早了。

既然2017年是可以開始實行普選的最早時間,那麼, 2012年理所當然只能作循序漸進的適當修改,不能實行“雙普選”。至於為什麼要明確立法會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主要是考慮功能團體選舉是基本法根據香港實際情況而作出的一項制度安排,至今已進行了三次立法會選舉,實踐証明,它對保証各階層、各界別的均衡參與起到了積極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了解到香港社會對功能團體選舉制度提出了一些意見,但究竟如何改進功能團體選舉制度,意見紛紜,還沒有基本共識。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決定中明確2012年功能團體與分區直選各佔一半維持不變,有利於減少爭拗,有利於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立法會對法案、議案表決程序的規定,是與功能團體選舉制度相適應的,在功能團體選舉制度2012? 六、為什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如果不作修改繼續適用現行規定?這個問題我想不需要再說明了,如果新的法律沒有獲得通過,繼續適用原來的法律規定,這是法制的一般原則。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香港回歸以來,中央始終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全力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千方百計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特別是2003年以來,中央先後出台了CEPA及其4個補充協議、開放個人遊、推動泛珠三角洲經濟合作、允許香港銀行試辦人民幣業務、推出QDII等一系列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社會繁榮的重大舉措。

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已明確把香港納入其中,提出了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目標和重點。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在統籌國家整體發展、調整內地經濟政策的時候,也都慎重地評估並盡量避免對香港可能產生的影響。中央這些決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香港好。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經過特區政府、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和全體市民的共同努力,香港實現了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民生改善。2003年下半年香港經濟復蘇以來,一直保持較好的發展勢頭。香港繼續保持自由港和國際大都市的特色,繼續保持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地位,繼續是全球最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和最具發展活力的地區之一。

可以說,目前是香港歷史上發展最好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更加關注和重視香港社會長期在政制發展問題上紛爭不已的情況。為了解決好?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胡錦濤主席幾次會見特首都強調,發展經濟是第一要務。現在,政制發展的方向、目標、步驟都已經明確,真誠地希望持有各種不同的意見的人,在香港廣大市民對政制發展問題日趨理性務實的氛圍下,都能夠相互包容,停止紛爭,齊心協力,共同朝著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普選目標邁進,這樣,大家才能真正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上來。

香港必須全力保持國際金融、貿易、物流、航運等中心地位,這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需要和重要標志。中央提出,本世紀頭二十年是加快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它同樣也是加快香港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香港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對“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有著更加深刻的體會。希望廣大香港同胞深刻領會《決定》的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緊緊抓住經濟全球化趨勢和內地發展給香港帶來的機遇,如果錯過這個重要的發展機遇期,貽誤發展時機,這是廣大香港同胞所不願意看到的,也是中央所不願看到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開啟了香港民主發展的新歷程。讓我用吳邦國委員長今天上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閉幕時的講話作為結束語:“我們相信,香港特區政府一定能夠高舉基本法的旗幟,團結香港各界人士和廣大市民,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妥善處理香港政制發展問題,順利實現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再過兩天就是元旦了,借此機會,祝大家新年愉快,萬事如意,合家歡樂。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