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 : 為什麼很多人願意回到殖民地時代?

程翔 : 為什麼很多人願意回到殖民地時代?

----從《南華早報》民調說起

香港《南華早報》的網站在三月十四日做了一個有趣的民意調查,題目是:“如果有選擇的話,香港人會不會投票返回做一個英國海外屬土?”(英文原文是:Would Hongkongers vote to return to a 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y, given the option?)結果是91%的人竟然選擇了“會”。

這個“政治不正確”的民意調查,如果是由鐘庭耀或其他所謂“反中亂港”媒體來做,則肯定會招來親北京人士的口誅筆伐。但它卻是由親北京商人郭鶴年擁有、而近年來多反映中共觀點的《南華早報》來做,這就令北京很被動。

《南華早報》大概知道這個調查結果會惹來麻煩,忙不迭撰文澄清,說這個民意調查“是不科學的”、“開玩笑的”、僅僅是有見於福克蘭群島公民投票有99.8%的人選擇作為英國海外屬土,想看看香港人的反應而已(言下之意,這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政治圖謀的)。它又強調投票的人數很少,不足以代表香港人的意願等。光看《南華早報》這種近乎自我檢討式的解說,就讓人家想到它可能承受到的壓力。

西諺有雲:“真理往往以開玩笑的方式表達”(Many a true word is spoken in jest)。儘管《南華早報》強調它是“開玩笑”的,但是,這個玩笑所折射出來的現實,卻是千真萬確的:這就是回歸16年來,香港在政治上的倒退是很明顯的。正是這種倒退,讓人有今不如昔的感覺,才會產生對英治時期的懷念。

筆者在回歸前已經提出一個觀點:1997後香港的最大危機是“意識形態大陸化”。所謂意識形態“大陸化”,是指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漸漸背離了我們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而是日益靠近了大陸那種同香港社會格格不入、我們不喜歡甚至厭惡的思想和行為模式。但是,由於意識形態這種東西是抽象的,捉摸不到的,所以意識形態“大陸化”,一般來說是很察覺的,也很難意識到它的危險性。但是當人們失去了這些抽象的東西時,損失就會很大而且很具體,到這個時候,人們才會驚覺起來。我這裏可以舉兩個例子。

最近香港電台的風波顯示,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某些做法好像不知不覺間來了香港。廣播處長鄧忍光的某些言行,確實引來疑竇。

其一,他建議把該台兩個歷史悠久、既有口碑又有市場的節目《鏗鏘集》和《頭條新聞》從原來在《無線》、《亞視》輪流播放的做法,轉到收視率偏低的《亞視》固定播放。這就有違常識和邏輯,因為凡媒體工作者莫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一個具有較高收視率或收聽率的媒體出現。作為港台總編輯的鄧先生竟然提出這種違背傳媒業常理的做法,很難不令人想到其他的政治考慮。鄧先生的做法,倒是大陸中宣部很慣常的做法。我不敢說鄧先生的靈感來自中宣部,但我相信隨著香港與大陸交往日多,在耳濡目染的影響下,大陸的思想習慣和處事方式已經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很多人,特別是政府中人,因為權力來源的問題是每個政府中人必須考慮的問題。

其二,他對沒有“出街”的節目也要追究“思想根源”。港台員工構思一個包含希特勒等納粹元素的節目,最後員工自己決定放棄。對於並未實行的計畫、也沒有成為事實的節目,本來就不應該構成問題,不應被追究思想責任,否則,所有創意工作必不可少的“腦激蕩”過程(brain-storming)都很容易成為思想入罪的陷阱了。鄧先生對一個沒有“出街”的節目也要追究“思想根源”,從輕的角度來看是扼殺“腦激蕩”,從重的角度是鉗制思想表達自由。這個做法甚至在某一個程度上超過中宣部的慣常做法了,鄧先生不能不慎重。

另一個事實是警隊的執法。

近年來香港市民已經戲稱香港警隊“維穩化”,正是看到警隊對市民的政治性活動日益“敏感”,所採取的行動,更接近內地的“維穩”。最突出的例子是當記者詢問胡錦濤關於平反六四問題時,在場的員警竟然可以把記者帶走隔離直到胡錦濤離開為止,而高聲詢問其他問題的記者則無事。在此之前有人穿“平反六四”的 T-shirt,也被帶走。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六四”也成為香港警隊的“敏感詞”。

發生在港台和警隊的這些事實,在在都說明“意識形態大陸化”這個危機正在威脅到香港社會,也做成回歸後的香港有一種說不出的政治鬱結感。正是這種鬱結感,讓人們會用《南華早報》所稱的“不科學的”、“開玩笑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


(信報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