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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民主連線

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

2012年雙普選

政治說帖

(修正版)

目錄

1.「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方案摘要
2. 把政制發展決定權還給人民
3.「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答客問
4. 附錄一︰民主黨及公民黨提出爭取普選的策略
5. 附錄二︰立法會議員辭職補選步驟及有關法例的時間表
6. 附錄三︰2007年社會民主連線政改建議書

「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方案概要

一、議題

社民連認為，「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議題，應確立為「爭取2012年雙普選」，堅持爭取2012年雙普選，是0708年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候選人獲得選民支持的主要原因，也是民主派回應07年底人大否決2012雙普選的共同立場。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從此一立場退卻。反之，「2012雙普選」作為公決議題而成功獲得大多數選民認可，我們才能以此為依據，否決任何與民主普選不符的2012政改方案。再者，若香港市民透過「全民公決」，表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符合香港人民的意願，香港人以選票，主動爭取憲法及《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利，這不只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大突破，也將會是中國民主運動的里程碑。

二、時機

社民連認為「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時機，應該在政府提出2012政改方案之前，甚至現在就可立即總辭。香港特區政府對於政改方案沒有絲毫主導權已是眾所週知，而中央對於保留功能組別及分組點票，以及要用提名委員會確保只有自己屬意的候選人參加行政長官的意圖更是彰彰明甚，是以，我們幾可確定，曾蔭權即將提出的方案是沒有路線圖之餘，其方案的本質也會一如05年「循序漸退」。因此，民主派不必再隨特區政府的假諮詢起舞，盡快實行五區總辭，務必在政府將政改方案提交立法會通過前使公投有結果。

三、人選

社民連建議五區總辭的人選，應按泛民主派各黨目前所佔直選議席比例派出，即民主黨派出兩人，公民黨派出一人，社民連派出一人，最後一人從各獨立議員協商產生。若其他泛民主派盟友會因辭任議員，而使其所屬組織內部出現重大困難而不願參與，社民連的三位議員都願意辭職，希望能促成「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把政制發展決定權還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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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制發展的決定權還給人民！

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
爭取2012年雙普選

一、前言

香港民主運動舉步維艱，主因之一是缺乏民眾的廣泛參與。民眾未有廣泛參與的因素很多：多年的殖民地教育和殖民地封閉體制固然是原因，而中央一再設限，且得到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呼應，更令香港市民有很高的政治無能感，但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本地民主運動往往停留在表面的代理層次，未能令民眾透過親身參與來實踐理念、進行反思，令他們明白群眾的力量，可以改變政府政策及改善自己的生活，從而認同民主的好處，以至在七一大遊行的激情過後，民主運動便無以為繼。[1]


如今，我們面臨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關口，因為曾蔭權的特區政府在拖延了足足一年之後，終於要為2012政制發展的中途方案進行社會諮詢。然而，頹敗至亟復甘願當奴的特首，已經發話，這方案將完全與2017及2020年的普選無關。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完全無助於港人達到最終雙普選的政制爛方案，我們已無可選擇要進行抗爭。

二十年來，民主派用盡所有方法爭取民主，較重要的包括維園八八直選集會，《基本法》草擬期間及八九民運之後，多次提出增加民主成份的政制方案，2003年2004年兩次50萬人上街爭取還政於民，以至2005年12月的爭取普選大遊行。然而，過往爭取民主的方法都效果不彰，民主進程裹足不前，民主派需要考慮提出進一步的有效行動，「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是目前最可行的出路。

二、本土民運    篳路藍縷

在我們考慮是否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應對這個歷史局面之前，且讓我們先行回顧香港本土民主運動的發展。

香港本土民主運動的發展，首先得力於民間社會對殖民地港英政府種種無理壓迫與剝削的不斷抗爭，這也與香港人本土意識的成長有密切關係。從1956年的雙十節暴動；到1966年４月４日蘇守忠以絕食形式反對天星小輪加價；到1967年渣華郵船公司、南豐紗廠、青洲英泥、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等因解僱職工引起工人強烈抗議，進而演變成香港左派的大規模恐怖襲擊與暴動；到1968年1月20日，中文大學崇基學生會舉行「中文列為官方語文問題」研討會掀起「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再到1973年9月2日，數千香港市民在摩士公園舉行「反貪污、捉葛柏」遊行；迄1978年的金禧中學封校引發抗爭事件；這一切事件，雖然有不同程度的民族主義成分，但對本港社群的認同及關懷從而引發對當權者的不滿與抗爭，是非常明顯的。

在這一切運動中，本港學生的參與非常重要。「火紅年代」一詞，正是源自1968年的法國學生運動及後來美國的反越戰運動。當時這些學生運動，驚醒了香港的大專學生，令他們關注社會上的弱勢社群，投入了社會運動……當時不少大專學生都投入這些社會運動中。
[1]     此段出於社會民主連線2007政綱前言，而2007政綱前身原出於馬嶽教授於2000年為社會民主論壇撰寫之十九頁政綱初稿，此段亦為馬教授所撰，謹此向馬教授致謝。以後若有再引政綱之處，恕不再行點明。參閱http://www.lsd.org.hk/index.php/doc/policy


但自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香港的青年學生終於從國家主義的狂熱與迷夢中清醒過來，開始以理性批判的態度看待中國的發展，也將精力集中到本港社會政治的種種問題上。1978年金禧中學封校引發的抗爭，與及隨後的艇戶事件、露宿者事件及葵盛圍鼠患事件等，一再顯示出年輕學生成為參與社會改革的中堅動力；尤其是金禧中學封校，事件聳動全社會，激發中產市民的義憤，支持師生於主教府門外靜坐請願長達多月，可以視為本港民間運動全面面向本地問題的分水嶺。許多畢業生紛紛成為社運分子，其中不少今天仍在我們中間，成為民主派的中堅分子。

踏入八十年代，回歸問題成為了香港社會的主議題，本港民主運動的發展，也開始從對應殖民地港英政府的專權统治，漸漸蛻變為爭取97回歸後港人的人權保障及民主自治。1988年的「爭取全面直選運動」及百萬人簽名「反對大亞灣興建核電廠」事件，可被視為轉向北京當局爭取民主權利的典型例子。而到了89年，波瀾壯闊的北京愛國民主運動再一次喚起了香港人的愛國心和對國內同胞民主人權的關注，令本港的民主運動與祖國民主運動連繫起來，休戚與共。

港人支持89北京民運，已不再是七十年代初受中國官方策動與認可的「認識祖國」活動，而是由民間自發、與祖國廣大人民認同的民間民主運動，它為在親中路線失落後的本土學生運動重新找回了支點，也促使了本土公民運動中的精英分子向本土的政治運動過渡，形成了今天香港立法會內的民主派。

然而，北京當局也是自89年六四慘案之後，開展了長達二十年拖延香港民主發展的過程，不單為了有效管治香港，也為了有效阻截香港的民主發展對中共政權造成衝擊，令本地民運發展充滿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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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央政府在回歸後的香港政制安排上重重設障，將一個僅得薄弱民主成份的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寫進《基本法》中，致有91年香港市民火燒《基本法》定稿的壯烈之舉。雖然其後英方為了西方的利益強行加快97過渡前的政制民主化，而民主派人士也加快整合成民主黨，但本地民主人士已經開始軟弱下來，對為人民爭取最大的民主空間和權利變得怯懦，致有95年立法局全面直選的議案，因民主派議員一票之微的退縮而功敗垂成的敗案！而97年7月1日午夜的鐘聲一響，回歸前最後一屆，也是香港有史以來最民主化的立法局隨即解散，由一個中共欽點且全權控制的臨時立法會取而代之，並將自92至97香港政制民主化的立法成果全部取消，還原多條惡法，重新收縮香港的公民空間 (Public or Civic Space) 至80年代的水平。

三、回歸祖國    民主倒退

中央政府這種推倒重來的策略，再加上它在《基本法》中設限，令回歸後的香港社會猶如孫行者戴了金剛箍，在緊箍咒下動彈不得，公民空間大受拘禁。中央政府只集中統戰香港的權貴商家，《基本法》內訂明的政制無不偏袒他們，令裙帶資本主義得以維持。在這政經脈絡下，產生了小圈子的特首選舉、功能組別佔立法會一半總數、分組點票、行政主導等不義的制度。

九七後的香港，彷彿仍然處於殖民地時代，只是換了主子而已。決策權力仍然高度集中在非民選的特區政府行政部門之內。民選議員不單權力有限，其議席也只佔立法會的一半，而這個局部民選的立法會的政策制訂能力，更受到分組點票及有限提案權的掣肘；在分組點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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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立法會不過是橡皮圖章。此外，英人遺下的諮詢架構，也在長官意志愈演愈烈的情況下逐漸失效，令民意更難影響政府施政，遂令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立法會以及各政黨，日漸產生失望的情緒。顯而易見，期盼在不公義的建制內爭取民主，或希望專權的政府落實香港民主，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回歸十多年，香港人擁有的自由不斷受到侵蝕，《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七一後名嘴封咪、取締民間電台以及廣管局干預港台編輯自主的方針，令這些公民自由受到嚴厲的挑戰。現時香港社會真正獨立的媒體少之又少，而大氣電波卻遲遲未開放。

同時，香港社會發生了一連串重要事件，為香港這個特殊城市的新殖民地歷史，烙下了特殊的印記，其中最重要的，肯定是03及04年7月1日超過五十萬人上街的日子， 06年底及07年中本土青年人發起反對拆除天星及皇后碼頭的行動，並因灣仔利東街的清拆引發就市區重建的抗爭，與及09年六四廿週年破紀錄的二十萬人參與維園燭光悼念會等等，這在在反映民間公民社會的潛在力量仍然強大。過去幾年，對市區收樓重建、新界收地基建、政府賤賣領滙、古蹟拆卸的反對運動延綿不斷，一群群在議會建制外的民主及公民運動鬥士已經形成且愈趨成熟。

這也預示了回歸後的香港社會，開始「兩條腿走路」： 已經進入主流或官方認可的政治架構的公民運動人士，即現今立法會內的泛民主派，要在議會內與北京當局操控的特區政府及議會內的大小保皇集團進行抗爭，令其少做官商勾結和中外資本勢力勾結的壞事；而另一方面，議會外仍有大量民間人士在各個層面努力工作，一方面喚醒香港市民關注自己的切身權益是否受損受制，另方面也以非黨派的中立角色努力開拓與擴闊公民空間。

四、七一遊行    波瀾壯闊

倘若沒有89年前後兩次一百萬人上街，香港人在03年的七一，也可能欠缺了那份自我想像，可以衝破全民一起上街的心理關口。但從長遠的背景來說，03七一也是承接了香港自二次大戰以後長達60年的公民社會運動的歷史。

當被認為一直以政治冷感的經濟動物自居的香港人，不理高溫奮力擠進只為被警方數算人頭時，亦揭示了議會內的民主派在本土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起不到帶頭的作用。這是自98年市民將民主派重新送進議會後議會民主派的重大失職。七一大遊行竟非由議會內的民主派人士發起，而是由「七一連繫」蛻變而來的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發起，也非由議會內的民主派人士鼓動，而是由香港各種民間力量，不單是傳統的社運組織及民運活躍分子，更包括資深傳媒人、律師、記者、醫生，全都出來高調鼓動，才促成超過五十萬人上街。

而且，當遊行人數遠超乎想像，當人民力量充分展現出來的時候，議會內的民主派人士並沒有以更強的姿態迫使特區政府收回廿三條立法。無論在遊行前後，泛民從政者都沒有認真考慮過民間人士呼籲過的集體辭職策略。結果當董建華政府一意孤行要無視五十萬人上街，繼續將廿三條立法草案小修小補後提交立法會，香港自開埠以來英國人締造與留下的高度自由局面其實命懸一線。若非自由黨突然看出順應民意的巨大政治前景而陣前倒戈，廿三條立法草案若通過的話，這六年的香港真不知變成何種局面。

從六年後的今天回望，過去六年不啻是香港公民社會的再出發：首先是部份民間人士成功打入議會，並組成新政黨，擴闊泛民主派的政治光譜；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出現新一代年輕的、更為充滿理想與熱情的社運分子，他們在後馬克斯主義時期卻完全不入自由主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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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擺在眼前，若無法在爭取2012雙普選方面有突破口，港人只會被陰乾同化成一群順民；若無法找到突破口，香港的民主派只會遲早被中和掉 (neutralized) ，雙普選只會不斷被拖延戰術玩弄，香港永無普選的日子。這是中央政府自03年到今天，給民主派出的大難題。

六、五區總辭
打破困局

面對這樣一個困局，只有一個行動，能將議會內的民主派及全港市民、民間社會聯繫起來，讓人民可以清楚表達對普選的意願，同時也令議會內的民主派獲得人民意願的授權，去繼續向當權者爭取普選的落實。這就是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藉辭職觸發補選，並在補選中以「2012雙普選」作為單一議題，讓全體選民在補選投票中表態，達到全民公決的目的。這不單足以打破困局，也突顯了議會內的民主派在民主運動上所能發揮的帶頭作用，為整個本土民主運動注入新動力。

此做法各國都有例子可援。當每區有一位立法會議員辭職後，五區各有一空缺席位要進行補選，即全港市民皆可投票，而補選是採用單議席單票制，多票者勝。泛民主派在每區各派一候選人，只設定單一政綱-----要求2012雙普選。當選民投票給予泛民主派候選人，即支持2012雙普選，形成實質支持此議題的全民公決。若泛民主派候選人在三個區以上順利當選，或在五區支持票數達到一定的數量，即代表2012雙普選具有相當的民意基礎。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會構成重大壓力，同時在國際間也引起廣泛關注。

民主派的力量來自香港市民，民主運動的力量同樣來自香港市民，「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是民主運動的一項戰略，透過選票彰顯港人爭取普選的意志及人民力量。「五區總辭」即由五個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代表獲六成選民授權的民主派辭職，在香港開埠以來是前所未有的行動，必定引起市民大眾、本地及國際傳媒的關注，對北京當局及特區政府構成龐大的壓力。由補選而衍生的全民公決，是全民意志一種清晰的表達，雖然不具法律效力，但其投票結果具有不可摧毀的道德力量，迫使中央及特區政府正視港人爭取普選的訴求。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可以刺激港人反思民主的價值，從而鞏固及壯大民主派的支持，並加強民主運動的力量。無疑，近年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不斷提高，但是董建華及曾蔭權上任之初的支持度也非常高，及後由於不斷施政失誤才令二人的民望下滑。民主派不得不承認，在政治高壓低下，港人對小圈子特首的施政也存有幻想，民主並未能成為港人最核心的價值。「五區總辭，全民公決」若成事，將是近年香港政制發展的重大事件，不論支持或反對的本港媒體不能不作廣泛報導，以往沉默的大多數，也要反思民主與自身權益的關係，正如六四事件廣泛引發港人對民主的渴求。補選過程是全港每名選民可以參與的過程，選民會接收大量文宣，及第一次面對「選事而非選人」的「全民公決」投票模式，這是最好最難得的公民民主教育。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如能實施，將重挫特區政府的合法性 (legitimacy)。五名立法會議員代表全體泛民主派辭職，是在體制內的不合作運動，對特區政府拒絕落實雙普選的嚴重控訴，其目標的正當性毋容質疑。特區政府將政改原地踏步的責任歸咎泛民主派否決2005年的政改方案，即將進行的政改諮詢，特區政府必然故技重施，聲稱民意支持2017年才落實沒有路線圖的虛幻「普選」承諾。全民公決的結果，是全民意志的體現，具有凌駕所有民調的事實及道德約束力，特區政府不能再以似是而非的民調作狡辯。若全民公決的結果支持2012年雙普選，但特區政府仍然拒絕雙普選，即與全港市民的意志為敵，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區政府必再無的合法性和權威可言。

民主派與保皇黨在立法會的得票比例一直維持在六四之比，唯保皇黨以「地區福利主義」組織鐵票，近年得票率不斷上升。「地區福利主義」透過建立地區組織，提供以親中財團捐獻的金錢為後盾的地區性福利，如平價旅遊、文娛活動、派發節日禮品等等小恩小惠，籠絡選民成為選舉的支持鐵票。2007年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敗，連以地區工作見稱的民協，亦難逃失敗的命運，足見「地區福利主義」的成效顯著。泛民主派的主要應對策略是加強地區工作，但由於雙方的財力懸殊，泛民主派依樣畫葫蘆，以己之短攻敵之長，根本不能改變現況。可以預見，泛民主派2011年區議會選舉的前景並不樂觀。區議會議席不斷萎縮，令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失去樁腳，將影響泛民主派在立法會選舉的得票率，蠶食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席。「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將有助提升全港市民的民主意識，令一般不理會政治的市民醒覺，這樣才可抗衡保皇黨「地區福利主義」對泛民主派票源的蠶食。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將開創香港直接民主實踐的先河。我們不必過分擔心全民公決的結果，即使結果是支持政府的民意佔上風，問題也不大；縱使民主的理想表面上落空了，雙普選的政治目標短期內不能實現，但本港社會的民主化其實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因為全民公決得以確立為最直接的民主政治模式，日後便可成為民主運動的利器，直接影響香港未來的政治發展。由是觀之，這至少也是民主派在政治上退一步、進兩步的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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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需向歷史，向人民，向自己有所交待，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將人民響亮的聲音帶給中央與特區政府

西方政治學經常在思考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政治的利弊：一些有理想的政治家，經常嘆息受制於選票而不能放開懷抱去堅持政治理想；反過來，市民也往往覺得政客們對選民的意願維護得不夠，經常發生出賣選民的狀況。然而，擺在我們面前的「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卻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政治家超越選民眼界的理想、與政治家對選民意願的尊重，真正的合二為一。以政治家的有膽識行動，帶動選民勇於將自己的民主意願，以神聖一票的方式表達出來，這是一個民主派可以向歷史交待的機會：

「親愛的全港市民，我們以『五區總辭』的方式，將全民公決的機會還給了你們，希望你們與我們一起，清楚響亮地在這歷史時刻，將要求2012雙普選的聲音，傳給中央政府及全世界知道。」

請不要忘記：我們每一位泛民主派議員，都在08年的選舉中向市民許諾會爭取2012年雙普選，會以2012年雙普選為我們的底線。人民選我們是為了實現選民的意志，我們斷不能為了戀棧權位及懼怕中央而不敢抗爭。面對這時刻，我們必須向自己交待，以行動証明給今天及將來的香港市民看，我們盡了作為香港民主過渡受託人的使命。

為此，社民連不計勝敗，已就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公司票投票制度申請司法覆核，這是在遊行示威已不濟事的情況下，在議會抗爭以外開闢的另一條戰線。如此拉闊戰場，目的在維持民主運動於不墮。若然官司勝訴，則從憲制上否定了四分一功能組別議員的合法性。這將會是一場很好看的戲碼。另一方面，我們提出「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方案，這是目前為止最具認受性及代表性，且在現行憲制架構下完全合法的政治行動。

其實，公民黨的張超雄議員，社民連的梁國雄議員，早在2004及2005年已為了爭取0708年雙普選，先後在立法會提出全民公決及全民公決法議案。梁國雄在今年仍為此再接再厲，而何俊仁議員、劉慧卿議員及陳淑莊議員等民主派同寅也分別發言予以支持。作為泛民主派，我們根本沒有任何堂皇又具說服力的理由，去迴避一個我們只要辭掉四分之一議席便可


以達成的實質性全民公決。既然現行《基本法》沒設立全民公決機制，既然立法會斷不會通過設立全民公決機制，既然明擺著五區總辭就可以實現全民公決，我們民主派就斷沒理由去迴避實踐它，尤其是有這樣一個現成的可以實踐全民公決的方法，我們卻不去作出應有的犧牲將之實踐給人民參與，是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難以向人民交待的。我們不敢(怕得罪中央政府)或不肯(因戀棧權位)去實踐它，卻在橡皮圖章的立法會中贊成全民公決議案，或緣木求魚要求特首辭職及解散立法會，不怕被市民私下恥笑嗎？全民公決絕對不只是說說而已的免費政治午餐！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是一個只有贏，沒有輸的行動，因為無論選民的所表達的意願如何，那勝利無論如何也是民意的勝利，而非我們民主派一廂情願的勝利。惟有這樣，縱使人民在補選公投中表達願意接受中央及特區政府的2012年政制方案，中央及特區政府才不致過分玩弄2017年及2020年的普選方案，而令之完全走樣。我們必需向人民交待，將表達人民意願的機會還給人民。

或許有人會問：五區辭職真的能造成實質性的全民公決效果嗎？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若泛民主派輸掉三席以上，立法會三分一的憲制否決權隨即消失；換句話說，市民可以用直接民主的方式，決定接受或否決政府提出的2012年政制「發展」方案。我們的目的是造成全民公決的事實，還政於民，並非企圖預設全民公決的結果。有人會說：「一旦泛民主派輸掉補選，更不利於爭取普選。」我們認為，若市民現階段決定要接受政府的方案，通過實質的全民公決表達暫不爭取全面直選，泛民主派只有尊重民意。所以，我們不怕建制派全力以赴，明刀明槍與高舉普選議題的民主派補選候選人進行對決，只怕他們不敢奉陪。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若能成功進行，且得到大多數選民支持而獲得民主派以普選議題勝出的結果，對民主派來說將是很大的鼓勵；正如以陳太出戰補選成功阻截葉劉往特首寶座邁進一樣，那將會是一場喚醒香港市民民主普選決心，激勵民心士氣的世紀硬仗。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議題得到選民投票支持，通過了民主派的議題，那就等於昭告天下，香港人清楚地要求民主，若北京當局繼續以各種爛理由「說不」，那麼，阻撓香港民主化的責任，就不在我們民主派是否願意與中央及特區政府合作，肯不肯通過那些不倫不類、似有實無的政制「進展」方案；而在於中央政府有沒有聽取民意、重視民意、順應民意，兌現《基本法》乃至《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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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面對中央政府為香港市民及民主人士設的「普選期票」死局，我們斷不能坐以待斃。只有當我們敢於作出有創意的大膽行動，敢於不怕得罪權勢，為了真理甚至敢於得罪中央，才能真正立於不敗之地，得以發出先知的有力聲音，打破歷史的規律、革除歷史的宿命，在中華民族全體邁向真正民主政治上，走前一步，向歷史及人民作出應有的交待。

正如德國神學家潘霍華當年冒生命危險回到德國抵抗納粹政權時說：「若我今天不回去與人民一起同受苦難，我將來便沒有資格參與德國的重建！」若我們今天在2012雙普選上沒有盡力爭取，我們便沒資格參與將來香港的民主選舉。我們繼續作為香港民主過渡受託人的合法性，端的視乎我們有沒有打好這場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雙普選之戰！

是時候邀請香港的人民出場，將球踢回給中央了！

社會民主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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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答客問

有關民主大原則實踐方面之提問
Q1) 為何立法會五區總辭，會變成有效全民公決？
藉辭職觸發補選，並在補選中只採用2012年普選單一政綱，讓全體選民在補選時表態，達到全民公決目的。此做法有外國例子可援，如2005年的日本，首相小泉總純一郎提出的《郵政私有化法案》被參議院否決，他隨即解散眾議院提前大選，小泉明言：解散眾議院的目的是要問選民是否贊成《郵政私有化法案》。在英國曾有兩次著名的總辭，其一發生在1986年，北愛爾蘭十五名統派議員不滿英國政府與愛爾蘭政府達成協議，承認愛爾蘭在北愛問題上具協商角色而觸發集體辭職，其後十四人贏得補選重返議會，但英愛政府按計劃簽署了協議；其二在1983年，英政府計劃解散大倫敦議會，倫敦市長利文斯通連同三名議員辭去議席抗議，後來四人都能藉補選贏回議席，雖則大倫敦議會依然逃不過厄運。

當每區有一位立法會議員辭職後，五區各有一空缺席位要進行補選，即全港市民皆可投票，而補選是採用單議席單票制(多數決制，即多票者勝)。泛民主派在每區各派一候選人，只設定單一政綱，如要求2012雙普選。當選民投票給予泛民主派候選人，即支持2012雙普選，形成實質支持此議題的全民公決。若泛民主派候選人在三個區以上順利當選，或在五區支持票數達到一定的數量，即代表2012雙普選具有相當的民意基礎。

若泛民輸掉3席以上，立法會三分一的憲制否決權隨即消失，換句話說，市民可以用直接民主的方式，決定接受與否政府提出的2012的政制「發展」方案。我們的目的是造成公投的事實，還政於民，並非預設公投結果。李鵬飛說：「一旦泛民輸掉補選，更不利於爭取普選」(2009年7月28日《明報》)，我們認為若市民決定要接受政府的方案，泛民只有尊重民意。

Q2) 為何必須以五區總辭的方式來製造全民公決？沒有其他方法實現全民公決嗎？再搞民間全民公決不可行嗎？

因為已經沒有其他可行的方法！除非我們有能力再鼓動五十萬以上的市民上街，然而看這幾年的七一遊行人數就可以明白，中央已出動了太多方法去阻截港人上街的種種動機及動員能力。即或強如毓民、大班等名咀，在媒體被多方封殺，更遑論其他泛民主派人士！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是一個手段，亦是一個自我賦權的民主運動。市民可以在不受威脅，平和自由私隱的情況下，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和渴望，這正正是全民公決這種直接民主機制的好處，這也是不民主的香港特區《基本法》從未設立全民公決機制的根本原因。

舉辦民間公投，我們認為困難反而會更大，因為牽涉龐大資源，民間根本獨力難支。民間公投若不夠資源，很難做到真正全民公決，認受性也就成疑。若能利用特區政府的資源固然好，但《基本法》沒設立這機制，若要由特區政府或橡皮圖章立法會同意設立全民公決機制並甚至為雙普選進行全民公決，無異與虎謀皮。以補選實現全民公決，是唯一能利用特區政府資源的辦法。


Q3) 補選不是全民公決，它脫離憲政現實，也容易流於選人而不選事；而妄圖以之為談判籌碼，不是很天真嗎？

的確，《基本法》沒有設立公投權，「反全民公決論」論者也會緊咬著這點不放，而保皇黨在對應補選全民公決的競選動員中，也會刻意將選民帶離普選議題。但其實能否真的讓補選變成全民公決的，全繫選民本身。在民主先進的國家，選民將補選變成全民公決，是司空見慣的。很多時候，通過一次的補選投票，令執政黨在一個原本十拿九穩的選區陰溝裡翻船，就可以明白表達對執政黨的不滿。而每每也有執政黨因這種選民訊息的明確表達而提前大選。

因此，是次全民公決本身也是重要的公民社會教育。通過這次全民運動，政府、傳媒、學者及全港市民才能真正就政改問題作一次深入的大辯論，市民才能夠實踐作為現代公民的應有義務，就關乎自身利益的重大議題作出選擇與表態。它所帶動的公民教育及人民動員的效果，甚至將遠超過全民公決的議題本身，足以啓蒙了一整代的香港市民，一如六四經驗或七一大遊行啓蒙了上兩代的市民。它所產生的民意表之認受性及代表性，也將超過之前的選舉。

當然，泛民主派若進行這由補選衍生的全民公決，也的確要盡力告知選民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補選，因此其實不是選人而是選議題，那就是香港是否應該盡快有普選！

至於是否以全民公決結果為談判籌碼，中央及特區政府會否真箇理會這結果，那是「反全民公決論」論者以圖減弱或挫折實踐全民公決的意志的說辭。在任何政治角力中，意志的強弱的確是相當重要。就如一個債仔，面對債主臨門的局面，一定會早早放風說無論債主做什麼行動，他都一定不會還債。放風的目的，自然是挫折債主追債的意志。惡形惡相的中央政府、及死皮賴臉的特區政府，自然是將狠話說在前頭，因為他們欠了的，正正是香港人普選權利的債！香港市民除非有正確心理質素認清自己其實是債主，自然不會為此種心理戰術所蠱惑。

其實泛民主派進行「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所希望顯示的，應該是獲取明確的民意讓中央、特區政府和世界知道，要求中央和特區政府尊重民意，而非作為什麼談判籌碼。

Q4)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是浪費公帑之舉嗎？故意以五區總辭迫出補選，是「勞民傷財、愧對選民」嗎？


「反全民公決論」論者批評「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浪費公帑，估計是次補選花費1億，因此必然是勞民傷財了。

這種輪調可以說是可笑的，因為照這種邏輯，民主先進國家的全民公決都是浪費！試問，參照什麼樣的特區開支浪費，可以將五區總辭形容為「浪費」？對比政府近期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委任制度、廣深港高鐵、迪士尼擴建所花掉的公帑？搞「五區總辭，全民公決」，難道還能比特區政府本年底已經預設答案的「2012政改諮詢」更加浪費？

事實是，一次真正可以反映民意的選舉，才是長遠節省社會成本，令社會不用再政治爭抝，讓社會可穩定發展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它能夠讓整個社會就一些單一的重要議題作討論，表決和授權，是現代政治的一個有用的工具。正惟如此，民主先進國家的選民根本不會對全民公決作出浪費公帑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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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沒有民意授權的政府才是枉花市民血汗錢的源頭！在現行市民沒有實在的監察權的制度下，政府浪費納稅人的金錢還少嗎？政府每年開支總額為2000多億，現時立法會的組成及規則，根本沒法讓民選的代議士修訂，更遑論反對政府的撥款要求！因此，泛民主派希望藉雙普選全民公決，促進香港長遠有一個有效回應民意的政府及立法會，倒是長遠確保公帑運用恰當的策略。

Q5) 一直以來民意調查都顯示香港市民皆贊成雙普選，而且過去立法會的分區直選，六成選民都支持民主派候選人，不就是六成選民支持盡快落實2012雙普選的鐵證嗎？何需多此一舉搞全民公決？即使五區有六成半人支持民主派候選人，亦不會令中央改變對普選態度。

董建華下台的事實，是對這種論調最好的回應。0304年數十萬人上街，當初很多人都沒想過中央真的會撤換特首，因此若真有六成半選民支持泛民主派的補選全民公決，投下神聖一票，我們相信是會對中央構成不能無視的壓力。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是民主派為市民搭建的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平台，讓市民來貨真價實地自我表達其民主意願，一旦票投下了而被點算了，其分量實不可與一萬個民調同日而語。相信不會有人贊成用民調去取代選舉，因為一日選票還未投下，所有民調仍是假設性的，都可被反對者反駁，及被當權者蔑視，正如今天香港的情況。但選票投下了，那就是貨真價實的人民意願，是不可輕侮的。

過去立法會選舉中，不同民主派人士提出不同政綱及理念，所以選民會基於不同考慮選擇支持個別候選人。因此，過去立法會選舉民主派的得票，不能明確解讀為反映市民要求盡快落實雙普選。相反，是次補選全民公決，若民主派候選人能統一議題，選民支持民主派便只有一個明確目標，即2012雙普選。因此，全民公決作為直接民主的表達，明顯比參考已往泛民主派得票或民調更科學。

Q6) 中央政府最忌的是沒面子。若民主派在「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成功，無異刮了中央一記響亮的耳光。它若因此跟香港人反臉，全體市民豈不受害？

嚴格來說，中央早已經跟香港人反臉，不然我們今天已經歷過0708雙普選了。可能有市民會憂慮中央給予港人的經濟特權會一夜收回，但不要忘記，香港對台灣仍為有作為「一國兩制」的宣傳作用，中央要對香港實施反經濟政策，無論政治和經濟都會承受不能估計的風險。所以市民應該認識到，民意越強，中央越不敢任意妄為。

Q7) 中央政府最樂見的並非全民公決，而是民主派間的分裂。現今「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尚未成事，民主派的內部矛盾已不斷暴露。若繼續勉強搞下去，豈非正中「阿爺」下懷？民主運動豈不是長遠受損？

的而且確，民主派間存在內部分歧。但是，所有民主派從政者，對爭取2012雙普選的大方向是一致。分歧只屬於技術操作的細節。而且，民主派人士一定要認識到，中央除樂見民主派分裂外，就是民主派不再搞任何抗爭行動。而真正有效的抗爭行動，其實是任何獲取民意，動員民意的行動。基於此，民主派各黨派應就彼此的顧慮作誠懇溝通，理解市民希望民主派各黨派團結一致行動的期望，避免意氣之爭；只要就事實而作出的討論，就算是批評，也不會影響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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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香港市民會否肯自己走到前台，對中央政府說不？

市民也未必一定要對中央政府說不，他們也可以對中央授權的特區政府政改方案說是！政改這種政治上的大手術，一般來說必須經過民意授權，才能擺平既得利益者的反對。所以，就算中央授權的特區政府拋出一個較為開明的2012年政改方案，理論上我們仍然應該通過全民公決的方法去確認，或更應該先以全民公決讓民眾表達對政改大方向的選取與授權。經社會上大部分人支持的方案，才能較易維持，以及避免反對者的質疑，如泰國或伊朗等演變成沒完沒了的爭論甚至社會衝突。也就是說，獲取民意是任何民主國家的應有之義，而民主的人民，其民主的主體性及民主的素養，也反映在其會否參與以表達民意。民主派議員若肯團結搭建這樣一個平台來讓市民表達其民主意願，也就問心無愧了。

Q9) 辭了職再補選，會被保皇黨攻擊為「玩嘢」，倘若市民誤會這是一場「政治騷」，豈非大大削弱了全民公決的效應，並對民主派的長遠形象與發展非常不利？

其實在保皇黨口中，所有民主派政黨發起的抗爭都是「政治騷」。當「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真正落實時，其震撼程度令本地傳媒很難「冷處理」，我們相信市民可以得到充足資訊，去判斷公決是否值得他們參與。我們更相信許多一直支持民主派從政者的市民，會與民主派議員一起向身邊的親友說明，這一場公投的意義。

有關具體操作要求、策畧、應變方案、選後解讀、後續行動方面之提問
Q10) 向政府施加壓力，令行政長官按《基本法》五十條解散立法會，會否比五區總辭更進取更有效？

《基本法》第五十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如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行政長官在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行政長官在其一任任期內只能解散立法會一次。」條例中訂明「可以」(may)，而不是應該 (should)。不少法律學者亦指出，何謂重要法案應由行政長官決定。因此，行政長官可說擁有解散立法會與否的全權。

現今的立法會議員不能提出有關政制的草案，因此沒辦法在立法會通過一個政制民主化的法案；在可見的將來，政府亦不會因被否決過兩次的法案而解散立法會。所以就算民主派以《基本法》五十條要求解散立法會重選，行政長官亦會以不合法制為由否決。

當然，民主派可以就此提出司法覆核。但是由政改方案推出、諮詢詢和投票，已將近2011年，那時民主派才可以進行司法覆核。要麼輸了，已到2012年。這就變相令民主派在2012年政改諮詢中完全處於被動和無抗爭的狀態。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與其他行動並無矛盾，反而可作其他行動的先聲。

其實，民主派可以首先搞「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成功獲取市民對2012年雙普選的民意支持，才去量度特區政府提出的2012年政改方案究竟能否被接受。若不能接受，民主派便可以民意為後盾否決之，屆時再要求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重選也不遲。若行政長官不允，還


可再來一次民主派全體議員總辭。否則，放著這段未有政改草案的階段完全什麼都不做，便會錯失先機，處於完全被動的狀態。

Q11) 要將補選成功轉化為全民公決，必需符合什麼條件？

要將補選成功轉化為全民公決，必需符合以下的條件：
一、        每區須有一民主派議員辭職
二、        民主派須一致推舉五個候選人代表民主派在五區出選
三、        透過所有管道將選舉設定為單一議題
四、        民主派黨派更必需為了民主大局同仇敵愾，真心呼籲各自黨派的支持者投票給民主派    共推的各區候選人。

Q12) 五區各一民主派議員辭職分階段辭職，會否比五區一同總辭更好？

這次總辭全民公決選舉，我們需要將2012年雙普選設定為選舉議題。初步看來，五區議員同一時間辭職產生的效果比較震撼，引發的政治、傳媒效應比分開辭職大，方便突出選舉議題，所以一同請辭比分階段辭職為佳。

Q13) 總辭的時間應在何時？若政府「趁你病攞你命」，趁民主派五區總辭時通過2012年政制「發展」方案，那豈非「弄巧反拙」？

這是民主派必需面對全民公決操作可能出現的多種情況之一。但嚴格來說，政府之「博懵」並不能勾銷全民公決所反映出來的民意，反而更突顯政府企圖通過的2012年政制「發展」方案之反民主性，也凸顯立法會之橡皮圖章本質。

當然，政府偷襲之可能性突顯了總辭時刻的關鍵性。最惡劣的情況，是政府將諮詢期壓縮至三個月或更短，然後脅迫立法會的建制派用最快速度完成所需的立法程序，令政改方案可於2009-10年度的會期完結前交立法會表決，即2010年7月或之前。故此，民主派應盡快取得共識，開始部署各項行動的時間表，使計劃得以成功落實。

此外，盡早總辭亦能釋除公眾擔憂政府偷襲的疑慮，即政府趁民主派議員辭職之際，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根據過往立法會補選的時序，估計政府應不敢將補選拖延超過六個月(請參閱本說帖附錄二─立法會議員辭職補選步驟及有關法例的時間表)，因此，若民主派五位議員能在2009年完結前辭職，便可肯定避免上述的疑慮。